在所有的颜色里面，“红”在中国被赋于的内涵是最多的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只是在那个“破四旧立四新”的年代里，无论街道、商场、品牌等等都要加上一个红字就有点过了，这就是后来据说他老人家也反对的“红海洋”。俺下乡插队的那个小队的上级也就是大队就叫“红专大队”，一看就知道是迎合“革命”改的名。据说俺那个小队原来也要叫“红条岭”小队，后来可能是太拗口也就得以保留原名。
就在俺下乡的那一年，俺那大队的大队长因被评上县级先进得以到省城一趟。这在大部分村民一辈子都没出过县城的山区，可是个轰动的事儿，于是在大队长胜利归来的时候俺知青以及村里大小干部就被叫去大队严重地迎接。正当俺们一些分散在各村插队的好不容易才见一次面的同学们正聊得起劲的时候，被招呼着与村民们一起在大队部前的打谷场排成二列纵队面对面，也就是有如电影上北京机场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那种队形。
山区里的落山风正巧这个时候刮了起来扬起了一阵尘土，很是寒冷。
村民们缩着身子伸长脖子朝着通向公社的唯一道路盯着看。来了来了，快鼓掌！在支书的吆喝声中，只见一辆手扶拖拉机突突地冲破尘土冒着黑烟缓缓地开进晒谷场。大队长满面红光坐在红色手扶拖拉机上，手持一本红语录以天安门上副统帅的标准动作与节奏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支书带领大伙儿手挥红语录高呼当时流行的以万岁为结束的口号以回应。场面热闹。
知青们虽然十七岁年纪小点可也是在城里见过世面的，所以更多地是盯着大队长的脸看，重点判断他之所以满面红光的原因是刚刚在公社喝完庆功酒或者是心情激动所导致。大队长终于在夹道欢迎下进入主席台也就是打谷场的中央就坐，接着就是支书带领大家读语录以及呼口号的程序。之后，大队长开始讲话。
大队长历来口才不错，平时骂起人来一套一套的。当时讲什么俺忘记了或者说当时就没有认真听，总之最后大队长宣布要演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红灯记》让俺很是吃惊。
在文化艺术极其贫乏的当时，几个样板戏由于天天播放，俺们知青早就熟悉得不行。毫不夸张地说当时俺们可是几乎所有的唱段都可以朗朗上口。但要排一出戏也不是儿戏，看着周围的村民们，别说铁梅就鸠山都找到合适的。知青们自然认为这是大队长一时激动，可能性太小也就不当一回事儿。
没有想到的是，过了大约半个月后队长通知俺们知青一起去大队部看《红灯记》，说是他去大队部开会时看到过排练真的不错。本来就闲极无聊的俺们知青当然“欣然前往”。
当俺们到达大队部时就看到打谷场上搭了个台子，几盏昏黄的电灯下居然有几个人在那边调音试锣鼓很有气氛。台下黑压压的已经坐满了村民们，大队长坐在第一排踌躇满志的样子。“舞台”上拉着几张白色的被单以区分前后台，感觉没有布景的舞台与大队长的兴奋情绪很不匹配。
一阵紧锣密鼓之后戏终于开始。原来只是《红灯记》的第一场而已。重要的道具“红灯”竟然是用一盏汽灯贴上一小片红纸代替，所以李玉和提着它上场时感觉来的不是一个铁路工人而更像是半夜出门摸黑抓“田鸡”的农民大哥。李奶奶由大队会计扮演偏瘦，李铁梅不知是谁却偏胖，但这一切并不妨碍台上演得十分严肃和台下看得极其认真。知青们自然不屑于看这种样板戏但也只能远远地在一旁看着不敢聊天。
突然，大队长一跃跳上舞台一把夺过李玉和的红灯打断了演戏把wǒ men吃了一惊。看着李玉和唱到一半被大队长打断的不知所措我才明白，原来是大队长认为李玉和唱到这里应该把红灯高高举起但他没举，明显与他在省城看到的不一样感觉不爽忍不住跳上台去纠正他。
当红灯也就是那个贴着红纸片的汽灯在大队长和李玉和的手里来回交换举了几次，李玉和与李奶奶李铁梅一起不住点头表示明白之后，锣鼓继续。看到这一幕的wǒ men知青想笑不敢笑，只得相互拍打着对方的屁股用以缓解几乎脱口而出的笑声避免了制造一起政治事故。
戏终于演完。回到wǒ men住的黑房子之后知青们终于可以放声大笑，边笑还边相互埋怨刚才为什么打那么用力搞得现在屁股一片红。
文 / 老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