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舅住在最西头，外屋有一口大棺材。
棺材有多大？不好拿尺子去量，不知道具体的尺寸，想必有讲究。盖板和两端堵头露着的帮，厚度都有我的小臂长，用手拃拃不过来。
大舅早早就买了两棵有百多年树龄的老柏树，看着木匠在院里叮叮当当做成棺材。棺材里照例留着一些刨下来的木茬花，什么时候看上去都像是新做的。棺材做成了，就摆在外屋迎门处，这一放就是二十多年。当然，它一直没有用，因为大舅活的好好的。
说它没用，但对大舅却很有用。他说进门看到它，心里就踏实。大舅还说，躺在里屋睡觉，想想如果黑夜里死了，出殡的时候能躺到这口厚棺材里，尸骨朽烂之前坟不会塌掉，也踏实。夏天外屋有风，大舅有时索性就在棺材顶上铺上凉席睡觉，醒来他就说睡的踏实。
做棺材那年，大舅七十岁。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早预备下吧！省了到时孩子们着急。过了七十，大舅把地分给我两个表哥种，表哥们家里都养着羊，大舅把两家的羊合在一起去放。那一年他还让我表嫂把他的装裹衣裳也做好了，他高兴地赶着羊上山，边出门边说，就是死了也踏实了！
二十二年后，大舅真的死了，装裹衣裳又重新做了——先前做下的被虫蛀了。我不相信大舅能死，八十岁那年他还天天上山放羊。年轻时落下的关节炎加重了，腿都变形了，迈一步疼的咧嘴，但他说人得动啊，人要不动就完了！一头大公羊发情，奔跑时把大舅扯了个跟头，从此表哥再也不让他上山。
这一歇，大舅真的就走不动了——每天连搬带拄地扶着个杌子，从屋里挪到屋外的廊檐底下晒太阳，有时还下台阶挪到门口看人来人往。我去看他，碰巧见他从台阶上颤颤巍巍往下挪，我就想帮他。大舅说，我还能动，我自己知道怎么使劲儿，你一帮我我就得摔跟头。于是我就跟在他后头，一蹭一蹭地挪到大门口。终于有一天，他上不了台阶了，二表哥把他抱进屋里，半路上他就喊疼，说把他的肋条骨弄断了。二表哥就带他去医院拍片，果然抱断了两根肋条。大舅说，我的骨头已经朽了，我要死了。
话是这样说，大舅不仅没死，被抱断的肋条骨又愈合好了，但他却很少再出门了。多半时候，躺在一张木板床上，把上半身垫的高高的。我说您放平点多舒服，他说这样来人说话方便，有人来了我要像个死人平躺着算怎么一回事？他在床上拉着我的手，跟我讲他年轻时“跑日本”的事，说仓友他爹跑得慢被鬼子抓住，就吊死在咱这房后头的槐树上了。
我每次从城里回乡，我娘都提醒我，去看看你大舅吧，他喜欢见你们。我去了，大舅看一眼我手里或是蛋糕或是什么有营养的东西，说你拿的东西我不想吃，我就想吃玉米面饼子、搅山药疙瘩。我说大舅您说的这东西我没地方买去。他说你娘昨天黑夜蒸了菜团子给我拿过来两个，很好吃。然后他就又说，你爹活着的时候，每回回来都要来看我，你爹没福分，现在的光景多好，他没等到！
也奇怪，大舅不出门，却对村里村外的事了如指掌，大概是从那些来看望他的人那儿听来的。但也不尽然，有一次他问我姐，说你盖的新房装修好了吗？我姐从不记得谁跟大舅说过盖房的事。大舅躺在床上，记忆力还那样好。过“七一”村干部来家里慰问老党员，他回忆说，四二年入党的时候，日本鬼子正扫荡，黑夜里开了个会，我就算入了党了，还不能跟外人说，晚上连家都不敢回，就去“破交”了。
大舅九十二了，这回他病的很厉害。胸闷，呼吸困难，排尿也困难，只得去住院。查来查去，结论为年龄大了，各种器官衰竭，很危险。女护士来给他下尿管，他紧捂着被子不让操作，医生过来连哄带吓唬，他算是同意了。护士走后，大舅像个孩子似的呜呜地哭了很久，他说这叫我怎么有脸见人呐！病情略有好转之后，大舅执意要回家。我赶到医院，恰好在市里工作的老乡青军叔来探望，就一同帮忙把大舅抬到救护车上。他头朝里躺着，临关车门欠起身来大声对青军说，等那个时候你可要去呀！
我知道他说的“时候”是什么，只以为他是被病痛折磨，才说这样的丧气话。我没有料到，这是我见到大舅的最后一面。
三天后，我到北京出差，家里打来电话，大舅病故了。因公务在身，无法赶回去送葬，我伤心不已。但我知道，大舅躺在厚棺材里，走的踏实。甚至我想的更多的，是已经七十二岁的大表哥怎样打幡痛哭。我还想到，回乡之后，迎门处那口摆了二十多年的厚棺材不见了，不管那里放上什么，都像大舅还躺在棺材顶上踏实地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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