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川）又问：“静坐用功，颇觉此心收敛；遇事又断了， 旋起个念头去事上省察；事过又寻旧功，还觉有内外，打不作一片。”先生曰：“此格物之说未透。心何尝有内外？即如惟浚今在此讲论，又岂有一心在内照管？这听讲时专敬，即是那静坐时心；
功夫一贯，何须更起念头？人须在事上磨练做 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那静时功夫 亦差似收敛，而实放溺也。”（《传习录》下）
由静坐得到的“收敛”，是靠不住的，所以“遇事便断了”，于是又起个念头在事上去省察，等事情一过去，却又要回到静坐上再求收敛之功。
这样来回照顾，反复搅扰，如何能内外打作一片？常人总以为静时的无念是内，动时的起念是外。
其实，（一）人哪有无念之时？戒慎恐惧即是念，居敬的敬亦是念。戒惧与敬，都是贯于动静的；谁说静时便不要戒惧，便不要敬？《中庸》《大学》讲“慎独”，岂不正是静时的敬与戒惧？人不是死体，当然念不可息，只是“念”要“正”而已。
（二）心本无内外，静亦不是内，动亦不是外，动时静时的心只是一个。心能作主时，无论在动时或在静时，都只是那个虚灵明觉、真诚恻怛的心，这才是“功 夫一贯”。
如此，哪有内外？又何分动静？如果你另外再起一个念 头，想获得一个“静”，达到一个“无念”之境，那便是歧出入邪，便是妄念。
因此阳明说“何须更起念头？人须在事上磨练做功夫 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
所以严格地讲，一味好静只是一种逃避的自私。
试想一个人从立己到立人，成己到成物，从身到家国天下，该有多少事要wǒ men去担负！如一味好静， 只会消蚀wǒ men的道德感与道德意识，只会萎缩wǒ men的道德勇气与使命感，又怎能完成人生的责任？
纵然一时收摄得了心，亦只是个干冷晶光的玻璃镜子而已。而对于人生的责任而言，反而是一种深微的放肆与陷溺。
所以阳明又说“那静时功夫亦差似收敛，而实放溺也”。
《传习录》下又有一段话：“动静只是一个，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只是存此天理，即是如今应事接物的心。如今应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便是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心。故动静只是一个，分别不得。”
无论动时静时，只是一个停停当当平平顺顺的工夫，只是“直道而行”。
天理是直而无曲的，是活而不息的，顺它而行，就不会引生那些曲折的不相应的工夫，亦没有那些求静求无念的来往照顾之纷扰。
而且“动未尝不静，静未尝不动”；动时顺天理而行，何尝不静定？静时存养天理，又何尝是枯寂的静？程明道云：“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这便是大贞定的工夫。
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孟子言集义，《中庸》言诚身明善， 《大学》言慎独，明道说识仁、以诚敬存之，象山说先立其大，以及阳明言致良知，都是孔子所谓“直道而行”的直道工夫。
唯直道工夫，方能本末一贯，内而成就“内圣”之德，外而开出“外 王”大业。后来受了佛家影响，于是有“静坐”一途。
如作为个人受用，作为某一契机上的一时之权法，自无不可。但静坐决不是本质的工夫。它是一隔绝的方式，是从外面窒息；不是“敬以 直内，义以方外”，从里面正而开出的直道工夫。
一友静坐有见，驰问先生。答曰：“吾昔居滁时，见诸生多务知解，口耳异同，无益于得，姑教之静坐。一时窥见光景，颇收近效。久之，渐有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或务为玄解妙觉，动人听闻。故迩来只说致良知。良知明白，随你去静处体悟也好，随你去事上磨练也好。
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的，此便是学问头脑。我这个话头，自滁州到今，亦较过几番，只是致良知三字无病。”（《传习录》下）
先生问在坐诸友，比来工夫如何？一友举虚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说光景。”一友叙今昔异同，先生曰：“此是说效验。”
二友惘然，请是。先生曰：“吾辈今日用功，只要为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见善即迁，有过即改，方是真切工夫。
如此则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说效验，却是助长外驰病痛，不是工夫。”（《传习录》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