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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不是读得越多越好 读书过多的三大害处

收录时间:2022/1/17 13:56:28

关键字:读书  梁元帝  萧绎  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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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记载,南朝梁元帝萧绎自幼喜好读书,常令左右之人一起伴读,为此昼夜不绝、少有停歇。他曾说:“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以博览群书为荣、练兵讲武为耻。萧绎对于读书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即使是吃饭睡觉的时候,也仍手不释卷。正因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他写起文章来真是笔走龙蛇、一挥即就。在与幕僚谈天时,萧绎也常旁征引博,四处用典,赢得满堂喝彩。

在平定侯景之乱并登基为帝后,萧绎下令修筑文德殿,广泛收集全天下的图书典籍,以供日常阅览。《梁书》中记载萧绎著有《孝德传》、《注汉书》、《荆南志》、《老子讲疏》、《金缕子》和《筮经》等数百卷图书,虽然大多已失传,但单从书名来看,可以知道里面涉及了历史、地理、哲学和术数等多种领域的学问,真是学术史上的旷世奇才。

然而,萧绎仅当了两年皇帝,就于公元554年兵败于西魏,国灭而身亡。在魏兵攻入江陵前夜,他命舍人高善宝尽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哀叹道:“文武之道,今夜尽矣!”被俘虏之后,有人问萧绎说:“何意焚书?”他回答道:“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这便是著名的“读书误国论”。

读书人的烦恼:书是否读得越多越好?

什么是“读书误国论”?

“书生误国论”已经为人们所接受,然而“读书误国论”却鲜为人知。梁元帝萧绎将自己治国的过失归咎于读书过多,认为读书无益于治国理政,而且读得越多,反而让自己变得越蠢。对此,人们都不同意,认为梁元帝不仅没有悔悟自己的无能,反而去怪人类进步的阶梯——书籍。于是人们纷纷反驳说:“书何负于帝哉?”——也就是说“没用的是你,而不是书”。

对于这样的论调,明末大儒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率先提出了反驳,他说:“此非知读书者之言”。认为那些说读书有益而无害的人,其实根本就没读过书,或者至少不懂得读书的道理。梁元帝的烦恼正是读书人的烦恼,这是不学无术者难以理解的。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分析说:“帝之自取灭亡,非读书之故,而抑未尝非读书之故也。”在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之间,他提出了一个辩证的观点,认为梁元帝之灭亡,不能简单地归咎于读书,也不能简单地说与读书无关。书籍是一种工具,而任何工具都会有利与弊之两面。就如语言是用来交流的工具,但谩骂也会造成隔阂;电灯是用来照明的工具,但灯光有时也会使人炫目。如果wǒ men硬说“工具何负于人”,然后把所有问题全推到使用者的头上,而忽略对工具的改进,那么这便不是聪明人的想法了。

对于真正的读书人来说,书籍并非全都是有益而无害的,也不是读得越多越好。梁元帝用了一生的时间才悟出了这个道理,许多人却反而嘲笑他糊涂,真是“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读书多的第一大害:

 使人玩物丧志

梁元帝早年深信书籍是益人神智之物,故而讲究多多益善。在他所写的著作中,wǒ men也能看出其文字功底之深厚,非博览群书者断不能写出如此佳作。但他的文章也有刻意显摆、追求骈丽的毛病,明明能简明扼要说清楚的话,非得要凑出个四六长短句的格式,过分地讲究押韵与工整,这种又臭又长的文体,不仅消耗了作者的精力,而且还使读者失去耐心。这对于无所事事的文人墨客,或者卖字为生的落魄秀才来说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日理万机的当朝皇帝也要这么夸示才学的话,将会导致行政效率低下。

在当时,梁朝遭遇侯景之乱,宗庙社稷岌岌可危,救亡图存之士日夜奔走,瞬息不能迟延。而萧绎却仍晨览夕披,手不释卷,聚客赋诗,讲论文法。置现实的安危于不顾,反而潜心于文墨之间,岂不谬哉?更为荒诞的是,魏兵东向之际,梁元帝居然还在龙光殿里聚众讲《老子》。武宁太守宗均飞书传报说魏兵将至时,他尚且不信,认为两国彼此通好,未有嫌隙,恐怕是误报。于是又继续讲论经法,并令百官身着戎装来听讲,以备随时作战。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人生是有限的,知识是无限,梁元帝聚书十四万卷于文德殿,想要在有生之年将其全部读尽。但是他忘记了,自己并非书斋里的学者,而是总领朝政的皇帝。历史上,许多皇帝都有着独特的嗜好,例如桀纣喜欢酒色、唐敬宗爱好马球、宋徽宗沉迷于书画、明熹宗醉心于木工,而梁元帝跟他们一样,只是他沉迷的事物是书籍而已。当读书成为一种嗜好后,书籍也就容易让人玩物而丧志。人们在疯狂地阅读中,将书本认作了目标,只想把它读完、并且认为读得越多越快就越好,却没有意识到书籍只是达到现实目标的一种工具而已。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弄清楚自己在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而不是单纯地为了刷新阅读数据。

读书多的第二大害:

 使人脱离实际

在古代,人们把读书人分为“章句之儒”和“经世之儒”。两汉经学和宋明理学鼎盛之时,“章句之儒”布满天下。他们一头扎入故纸堆里,从事考订、训诂与校对等方面的工作。专门考证古生僻字的读音,推敲古人写作的章法,辨析图书确切的年代。这些人读的书最多,用的功最深,也比任何脑力劳动者都要勤奋。然后,王夫之质问这种读书方法:“于身心何与邪?于伦物何与邪?于政教何与邪?”

孔乙己知道“茴”字有四种写法,钱钟书能引西洋谚语来讲《周易》,但这种学问对于澄明人的身心、规范社会的秩序以及推动政教的进步有何作用呢?学者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结果把圣贤书弄得滚瓜烂熟之后,却不知道窗外的天地已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不晓得自己跟现实生活已经疏远到了何等程度。

晚明时期,内有流贼作乱,外有女真强逼,而此时的士人却仍沉迷于阳明心学,日以讲论良知为事。崇祯元年时,心学大儒刘宗周向皇帝上奏了一篇《面恩预矢责难之义以致君尧舜疏》,说皇上现在过于急功近利,想要迅速克复辽东,是计策之误。要想治国,就不应“见小利而慕近功”,而是要先“致良知”——“默正此心,使心之所发,悉皆仁义之良”,然后再“以尧舜之学,行尧舜之道”,本着良知去治理天下。崇祯在读到这种不识时务的书生之见后,无奈地说这是“迂阔之言”。

那些沉迷于书籍的学者,总是有脱离实际的毛病。书生尚且会因空谈而误国,更何况皇帝本来就是一个书生呢?宜乎梁元帝之必亡也。也正是鉴于亡明之失,在清朝初年出现了一批“经世之儒”,他们倡导经世致用,立足于现实问题,然后才在书籍中找到解决的灵感及方案。例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为了分析某一制度的弊端,就通过抄录旧书来追溯其源头,弄清问题的成因;顾祖禹编纂《读史方舆纪要》,通过阅读旧史来总结出“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和“兴亡成败得失之迹”的道理;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看似读书笔记,却是本着以史为鉴的原则,提出了许多针对时弊的感想。

“章句之儒”为了读书而读书,“经世之儒”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读书,这是二者的根本区别。

读书多的第三大害:

 使人真伪莫辨

大多数人读书只是为了消遣,而大多数作者也是为了迎合这种爱好而写作。所以,小说类的图书总是要比学术类的畅销得多。对于那些想通过读书来打发时间的人,wǒ men撇开不论,只谈真心想通过读书来获取知识的读者。

正因为书市上充斥了太多专供消磨时间的书,所以wǒ men就不能单纯地追求读书量,而是要把重点放在质量上。那些讲究多多益善的读书人,阅读量虽然很大,但知识面却依旧狭窄,读完一万本小说也未必能掌握写作的技巧,而读过一本《小逻辑》却能对自己的思维方式进行改造。清代的书生们能将一套二十四史全读完,却发明不出一个创新性的唯物史观。因为他们只是在重复古人的足迹,考订文字,讲论章法而已。

书籍的更新速度远不及其他工具快,现在已经没有人使用黑白电视机、vcd和bb机这些东西了,随着时代的进步,它们都逐渐被淘汰,沉入了历史的博物馆之中。书籍却不这样,即使有了牛顿的《自然哲学与数学原理》,然而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照样有人阅读;即使天文学已经发展到了成熟的程度,占星术之类的迷信图书却依然有人捧读。在许多读书人的眼中,书籍就像美酒一样,仿佛越古老越有价值,他们不知道知识也是会更新换代的。那些醉迷于古书的人,往往忽略了实践的意义,不相信已经被实践证实的东西,仍要把古书里的教条捧为金科玉律,自缚手脚。

读书而不识大体,那还不如不读书

王夫之反对为了读书而读书,认为读书必须得结合实际。他说:“夫读书将以何为哉?辨其大义,以立修己治人之体也;察其微言,以善精义入神以用也。”读书要立足于修己治人的现实,要通过书籍来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懂得如何去与他人和善共处。读书的方法在于“辨其大义”,从体系上去抓住一本书的核心观点,而是断章取义的摘录一两句话来背诵,使其庸俗化。要弄明白书中的微言大义,规其大,研其精,审其时,善于理解作者的观点,利用他的真知灼见来解决实际问题。

如果不能从整个体系去抓住作者的思想,而是摘章引句,引用其某个具体的观点或某句话来说理,那么这只是一种歪曲而已。读书从来就不是多多益善,正如王夫之所言:“无高明之量以持其大体,无斟酌之权以审于独知,则读书万卷,止于导迷,顾不如不学无术者之尚全其朴也。”梁元帝读书以致玩物丧志、脱离实际、真伪莫辨,怎能说他的败亡跟读书过多没有丝毫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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