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静静的顿河》剧照
最早阅读《静静的顿河》是刚念大学的时候，冲着诺贝尔奖的响亮名头去的。那时候读书不问篇幅，多厚的书都敢抱起来就啃，真是充满了饥饿的人扑向父亲面包的激情。当然，重点是看故事，故事好看就看慢点，不好看就读快点。《静静的顿河》肯定是故事无比好看的那类，格里高利和阿克西妮娅的爱情凄美动人，我正值青春期，自然看得缠绵悱恻，加上又长，140万字，整整一个月我都深陷忧世伤生的情绪中不能自拔。但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写小说了，自诩是个文学人，眼光端得挺高，很挑剔，对《静静的顿河》也一肚子意见，比如拖沓，语言有点糙，议论多，叙述比较传统等。那时候也在看先锋派，看卡夫卡、福克纳、博尔赫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罗伯-格里耶，都是“洋气”的现代派，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肖洛霍夫有点土。但是格里高利和阿克西妮娅的故事太好看，什么毛病跟美丽的爱情比起来都是浮云，可以原谅。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去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重读。原因是刚读过《肖洛霍夫传》，就想着再复习一下《静静的顿河》。我的重读交叉进行，一部分是看，另一部分听。每天要坐三个小时的公共交通上下班，路上我习惯了听书。一读一听之间，真正感受到了《静静的顿河》之大美。此时我已经是一个写了二十多年的“老作家”了，多少悟出了一点文学的门道和美。前后两个多月，我沉浸在顿河边的世界里，看哥萨克们一次次纵马席卷草原。故事依然动人。二十年后我变得更加脆弱，小说中的人物幸福了，我会跟着流眼泪；他们难过和不幸了，我也跟着流眼泪。甚至格里高利、阿克西妮娅和娜塔莉亚他们不管谁，坐在顿河边的草地上，看河流翻滚，看高天流云和漫无尽头的原野，看夜晚干净得像水洗过一样的星辰，那种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纯净之感，那种绝望悲哀至平和与入定的辽阔感，都可以让我眼泪汪汪。辽阔的空间感、命运感、历史感、生活感、现实感，还有从情感和肉身的日常中自然升腾起来的浑茫的精神世界，《静静的顿河》有一种完全可以匹配和胜任它的篇幅的辽阔感。肖洛霍夫对世界与人的理解之宽阔，让我震惊。而这些理解，完全灌注在人与事的细节中。
肖洛霍夫是极少不玩花活儿的大师。如果说文学中真有“正面强攻”这回事，那么，《静静的顿河》应该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典范，它像推土机一样从容地展开叙述，肖洛霍夫“直书全部的真实”。他的伟大不在灵活和机巧，而在浑然与笨拙，他是作家中的人猿泰山和庞大固埃。重读《静静的顿河》，我几乎是重新理解了“故事”与“讲故事”。既是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更是从一个作家的角度。就故事的能量而言，《静静的顿河》像一场持久浩大的飓风，不管不顾、披头散发，但又从容、镇静、有序；所到之处，摧枯拉朽，但所过之处又焕然一新。《静静的顿河》堪称标准意义上的“史诗”。
在文学史上，《静静的顿河》是一桩公案。很多年里，围绕是否抄袭之作有过不少争论。肖洛霍夫被指控剽窃了一个白军军官的草稿，该军官把自己的战斗经历写成了故事。1920年代初，军官被当局抓捕后，担心命不久矣，就把心血之作的藏身之处告诉了同一个号子里的狱友，一个神父。肖洛霍夫碰巧审问了该神父。叛逃到美国去的斯大林女儿阿利卢耶娃，也认定肖洛霍夫干了这件不光彩的事。这种质疑不难理解，肖洛霍夫13岁就辍学，没念过什么书，写作《静静的顿河》时又极年轻。小说构思于1926年，四部分别于1928年、1929年、1933年和1940年出版，前后历时14年。肖洛霍夫生于1905年，也就是说，出版四部时作者分别是23岁、24岁、28岁和35岁，如此年轻写出如此杰作，不被怀疑一下都说不过去。此外，尚有一个指控理由：《静静的顿河》之前的作品《顿河故事》与之相比，在文笔和艺术上有云泥之判。后来索尔仁尼琴也积极推动对肖洛霍夫的质疑，还在自传里写过此事，甚至认为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也是其岳父代笔。这又是一笔糊涂账。据说肖洛霍夫整过索尔仁尼琴，后者一直怀恨在心。
当然，日后证明，所谓剽窃纯属无稽之谈。1984年，挪威学者通过统计分析，确认肖洛霍夫就是《静静的顿河》的作者。大数据表明，从《顿河故事》到《静静的顿河》，一脉相承。一个作家从内心里流淌出来的文字，基因哪是随随便便就能改变的。《顿河故事》无疑是《静静的顿河》的文学训练和卓有成效的助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顿河故事》堪称理解后者的不二入门。《顿河故事》在艺术上的确相对稚嫩，但对于其后宏大地书写顿河流域和哥萨克，这一系列故事又不可或缺。我相信，正是在对“顿河”散点的“游击战”中，肖洛霍夫发现了格里高利、阿克西妮娅、娜塔莉亚和顿河边的哥萨克的命运，“游击战”得以成功地转变为旷日持久的阵地战和攻坚战。《顿河故事》之于《静静的顿河》，犹如一次次战斗之于一场浩大的战争。
两部作品都确证，肖洛霍夫是个扎根顿河和哥萨克的作家。他生在顿河地区的一个农民家庭，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这里。年轻时曾为红军做过各种工作，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征集军粮，这一段也成了《静静的顿河》精彩的素材。其后参加了“青年近卫军”，成为年轻的无产阶级作家组织的一员。进入职业写作，1925年，肖洛霍夫携妻子回到顿河地区定居，《静静的顿河》四部渐次问世。惟其深扎在顿河地区和哥萨克的人群里，才能在小说中如此自然、地道地图景状物写人。这也是重读时我越发喜爱该书的原因，你能感觉到作者在写作时的自信、从容和优裕，及物的场景和细节纷至沓来，真有步步莲花之感。我想肖洛霍夫也经常忘记自己在写小说，他不过是在讲街坊邻居的故事：村东头有个麦列霍夫家，村西头住着司契潘，如果两家成了邻居会如何呢？司契潘的老婆很漂亮，麦列霍夫家的小儿子不安分，呵呵。然后，有个戴黑帽子的人来到村里，他是布尔什维克派来的，可以给他取名叫施托克曼。反正那个时候红军正在和白军打仗，经常有陌生人来到鞑靼村。
肖洛霍夫与顿河和哥萨克之血脉相连，更在于他对哥萨克内心世界的深入理解。哥萨克在俄罗斯的大地上是个别样的民族。长久以来，他们就是沙皇的枪杆子，相当于雇佣兵：召之必须来，纵横疆场，正规军在后头还哆嗦呢，他们已经冲锋陷阵风卷残云了；仗打完了，挥之即去，爱干啥干啥，自生自灭，没人操你的心。《静静的顿河》涉及的历史时期，正乱云飞渡，哥萨克们过去听沙皇的，现在政出多门，他们也不知道该听谁的。打仗，打乱仗，同村、同室操戈，哥萨克的勇士们的痛苦和茫然日甚一日。提着脑袋在外厮杀的哥萨克难，居家的哥萨克女人更苦，其实全世界都一样，妇女要顶着的不止是半边天。所以，最“不守妇道”的阿克西妮娅却得到作者和读者最多的同情。
战争关乎国是。作为一个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浓郁的作家，肖洛霍夫不可能不知道哪些是政治禁区，但他还是忠直于哥萨克的内心，忠直于他对哥萨克的理解。在不足五年军旅生涯中，小说中的格里高利在红军和白军之间、在忠诚与背叛之间、在正义和野蛮之间、在“正确”与“错误”之间，一直辗转、反复、犹疑和纠结，肖洛霍夫不惜让他两手沾满双方的血；到小说结尾，肖洛霍夫也没有人为地拔高，把格里高利供奉为一个新时代的“高大全”。他知道一个真实的格里高利就该如此，因为格里高利的矛盾和痛苦根植于哥萨克和顿河。而哥萨克和顿河地区的痛苦如此鲜明和真切。
理想的经典之作当如上等菜品，色香味俱佳。《静静的顿河》或许在“色”上稍逊，但“香”与“味”却是异峰突起、等而上之，远远超出了“俱佳”的平均值；而“香”与“味”之独异，完全可以让你忽略“色”之瑕疵。在重读的过程中，我几乎像高僧大德一样宽容，牢骚全无，对我这样向以挑剔见长且自诩的专业读者，实在是极为罕见的阅读经验。但这是事实。讲了二十多年的故事，在对故事间歇性地屡屡怀疑、厌倦和“创造性”地理解之后，我似乎又一次发现了“原生态的”故事可能具有的非凡格局、境界和魅力。铅华洗尽，就这么诚恳、质朴、从容、自然、平常心地娓娓道来，在万花筒般喧嚣浮华的今日世界，“沉默着的”故事依然可以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静静的顿河》让我心生感激，肃然起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