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之后，乡亲们纷纷来到大街看露天电影，八十年代的乡村看场露天电影是件重要的文化生活，并不是轻易能看到的。夜幕降临时，村上的喇叭还要郑重广播告诉大家，电影就要开演了，想看的抓紧去看啦啊。常常是因某家有了喜事，比如娶媳妇、新房落成、出了个大学生等等，或者是对鬼神许了愿要兑现，方才破费演电影，于是常在离银幕较近的的地方恭敬地摆放着两把椅子，且铺上红红绿绿的被单，那是让这家人的冥冥之中的祖宗先人或神仙来坐的，所以一直空着，也没人敢坐，乡亲们大都对先祖与神灵怀着敬畏之心。一般要演至少两部片子，否则会被讥为小气，前一部往往没有后一部精彩，这是为了吊人胃口防止人气变淡的小伎俩，和当今电视台插播广告没什麽两样。
记得那晚演的一部电影叫《不该出生的人》，之所以极深地记住了这部电影的名字，不是它拍得有多艺术，那时候自己还小，根本不懂得电影水平的高低，完全是因了剧中的血腥场面印入记忆，从此再难以抹去。年代久远，影片讲述的大概是在揭露西藏农奴被奴隶主残酷压迫和剥削的悲惨命运，其中有农奴被割舌、挖眼、抽筋、剥皮的场景。这些场景令我倍感恐惧头皮发麻，却又忍不住想偷看一眼，一个农奴被活剥了皮，皮被做成一面大鼓，奴隶主逼迫被剥了皮的农奴的亲人去敲击这面鼓，真叫人撕心裂肺。我的记忆就永远地停在了那一步。没有比这更惨绝人寰的了，当人是兽时，他比兽可怕。这夜的电影除了给我恐怖感觉外，还有一缕飘不散的幽默荒诞的气息。
为什麽这样说呢？原因是演电影的这家是为庆贺生了孩子的呀，怎会演这样名字的电影？
回家后，我就此疑问母亲，母亲笑笑说，可能是片子太缺了，也可能这家事先根本不知道，既然演开了就演了吧，临时也没办法。当然，那时的我并知晓什麽叫幽默与荒诞，只是觉得不可思议，那念头在小脑袋瓜里盘旋了些日子就过去了。
可是在以后的日子里，每遇到和血腥丑恶相粘连的事物时，脑海就不由自主地跳腾出这部并不出名的电影来。这就是为何心理学家教育家要叮嘱不要让孩子看血腥丑恶的场景，要多看美好事物的原因，然而人类大脑中不会因为有美好记忆就能挤走丑恶的记忆，人没法与自己的记忆对抗。我十分后悔看过这电影，想努力抛掉这记忆，不想现实却一次次去触动它巩固它。
当看电影《红高粱》，演到日本鬼子刀逼中国屠夫去活剥一个不与日军合作的土匪头目时，我想到了《不该出生的人》；当看到很多地方墙上刷着残暴的计划生育标语时，我想到了《不该出生的人》；后来看小说《尘埃落定》时，想到了《不该出生的人》；当看到网上有关计生干部将已生出会哭的婴儿活活掐死溺死摔死注射死的新闻时，我想到了《不该出生的人》
；九十年代，当一位家乡本族大叔到县城找我写诉讼状时，我想到了这部电影，大叔的儿子，也就是我的本家兄弟，他结婚后媳妇头胎生了个双胞胎女儿，全家欢喜，没过多久麻烦来了，计生办的人要他媳妇做绝育手术，他还想生二胎，按政策人家才生一胎不应该绝育，假如是生了个三胞胎，是不是还要罚款哪？他想不通便和媳妇躲出去，计生办的人就把大叔抓起来关到乡里，什麽时候媳妇回来做了手术什麽时候放人，关了没几天，大叔趁机跑了。终于有一天，不知谁告密，计生办一干人在兄弟家抓住了他媳妇，强行推上车去做绝育手术，兄弟怒火中烧分外眼红，冲上去抢媳妇，无奈寡不敌众被打败，受此刺激犯了精神分裂。大叔给我说这些的时候不无自嘲的说，亏得还当过保卫科长，连自己和家人都保不了。大叔原是市里一大厂的保卫科长。我给大叔写了诉状，结果是没有结果，大叔说法院根本不理这茬儿。这时我想到了《不该出生的人》，兄弟的孪生女儿里，必有一个是不该出生的人，是违反政策的。
最近传得沸沸扬扬的陕西安康孕妇遭强制引产事件，同样牵动了我那根儿神经，一个女大学生厕所产子后，因害怕将孩子从高楼抛下摔死。又是两个不该出生的人，不同的是，女学生涉嫌故意杀人被刑拘，而安康的致死婴儿者仅仅是轻描淡写的被撤职记过警告而已，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就此说，那不是什麽犯错，是杀人。许多有良知的人士与百姓也纷纷抨击其恶劣行径为杀人，可同为杀人，处理咋就那麽不同呢？并且被强制引产孕妇的一家人在身心俱伤后，因接受了外国媒体的采访，被冠以“卖国贼”的称号，遭受谩骂侮辱等人格攻击，遭到驱逐威胁，在无助中欲寻求法律援助时，又遭阻拦、殴打、软禁。雪上加霜，伤口撒盐。想来这真是个不该出生的婴儿，给这家带来多麽大的灾难啊。
现在我不得不承认，几十年前那个看电影的夜晚带给我的恐怖与荒诞的感受是浅显的。再黑的血腥恐怖也不及弄权者一手遮天的黑，在权利中沉迷的心对道德与生命已不再有丝毫敬畏；再幽默的荒诞也难抵贪腐之心导演的荒诞。值得欣慰的是这世界还有那麽多良心和媒体在呼吁公平正义。在被权利收买、笼络、操纵的一小撮人于受伤害者家门前打出“痛打卖国贼”、“公道自在人心”等横幅标语时，世界再次幽默荒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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