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记》是何兆武先生的口述史。写的是何先生1949年以前的求学生涯，其中西南联大的七年是主要篇幅。有评价将何兆武的《上学记》、齐邦媛的《巨流河》和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并称为“海峡两岸知识分子的必读书”。
《上学记》——这样的书名让人感到再亲切不过，快活不过，轻松不过，想象着故事里面是淘气的学生和白发的先生，是成长的烦恼和自由的天空，是一去不复返的光阴和怀念一生的初恋和友情。
不过，只需读上几页便会发现，以上所想该书全部囊括，然而却远不仅限于此。如果尚不具备一定的阅历，如果对中国近现代史尚不具备一定的了解，如果对世界文化、艺术领域尚不具备一定的知晓，这注定是一部极其“难读”之作。
它的“难读”之处在于读者与作者之间视域的断层。在这个断层之中，扎扎实实地埋藏着中国百年近现代史，世界百年近现代史，中外文化发展史、艺术发展史、政治演变史，以及基于作者本人生态格局的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观。
阅读《上学记》，最大的意义即在：于不动声色之中感悟出人生格局的养成方式。一个人的修为有多美好，视野有多高远，经历的世事有多繁复，触摸的领域有多辽阔，同行的伙伴有多强大，就注定会有怎样波澜壮阔的人生。
何老先生的情怀是始终流淌在字里行间的，并且这种情怀让人感到温暖、幸福与智慧。
每个人的一生都被各种各样或心性使然、或阴差阳错、或命中注定的高尚或平庸、物质或精神的追求所填满，并且绝大多数都会认为，所谓的财富、地位、学识、技能即是追求本身。
而体现于作者身上的是——人生的阅历也好、学识也罢、实力亦如此，这一切都只是工具，而拥有这些工具去追求一个令自己幸福、令时代美好的目标亦才是人生之大幸。
《上学记》是一部充满着崇高情怀的著作，它的高尚之处即在于——对幸福的思考与表白是始终在表达的情绪，更是作者为之求索与拷问的课题。
何先生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锁定在初二到高一的三年与联大的七年，并同时也反思到：
“那也是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一段时期，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质生活，尤其不等于钱多，那美好又在哪里呢?”
带着这样的思考他得出了幸福的两个条件：
“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而我在上学的时候 ，这两个条件恰好同时都有。”
如果一个人能够与其挚友自主选择去多次并且深入探讨同一话题，那么他与他们必是将此话题放入生命里的。
何先生幸运地遇上了这样的挚友——王浩，也幸运地让关于幸福的探讨成为彼此交流的“癖好”，更幸运的是，对于幸福的探讨他得到了更好的答案——“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是一种通过苦恼的欢欣。”这样的答案对于何先生一生而言都是“心里一阵快慰”。
何先生是幸福的，他的幸福感体现于他用一生去完成对幸福的追求，更体现于当他回首往事，依然反复郑重地提起“幸福”。
他强调：“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希望。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只有具备这两个条件，人才真正的幸福。”
特别是他想要写一本《幸福论》的愿望更说明了他的幸福理想是关注社会并与时代追求融为一体的。
何先生有着极好的修养，这种修养让他对幸福的追求站在了一个充满善意、不带偏激、秉持客观的良好起点上。
如果不能够极尽赞美就去安静地欣赏，如果不能够安静地欣赏就选择理解，如果做不到理解就试图包容，当连包容都不能达到的就一定是原则性的民族仇恨了。但是绝不会破口大骂，更不会伤及他人。
这便是何先的修养，这种修养体现在他对人、对事抱有的心态，体现在他对赞同、对反对秉持的风度。
何先生对于修养的感知是极其敏锐的，书中写道：“比如梅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顶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可是吴晗不这样，就知道慌着逃命一样……让我觉得太有失一个学者的气度。”
他认为“大凡在危急的情况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这说明他对于修养的尊重是从骨子里开始的，绝非成人之后表面的粉饰。
这种修养来源于他的家族，来源于从曾祖父开始传承至后人对于知识的渴求与尊重，也来源于生于、长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京所赋予他的视野，亦来源于他的求学环境，来源于他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这些因素恰到好处的交融使修养成为何先生生命中再自然不过的一种习惯。
《上学记》仿佛是wǒ men读的另一本历史书、语文书和音乐书，它和wǒ men上学的读本有着相同的脉络和重点，而解释却不尽相同。
学校的读本是大条的、遥远的、甚至有些冷漠的；而《上学记》则是细节的、亲近的、热忱的、充满着作者的感受与思考的，这似乎才是更值得wǒ men相信的版本。
wǒ men在课本中用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认识了“一二·九”运动的概况，而何先生亲眼目睹；wǒ men在课本中用数字与史实去了解八年抗战，而何先生为了躲避战乱回到湖南老家，“看见远处有四艘军舰冒着黑烟开过来，都是日本兵......”；还有闻一多被刺，书本告诉wǒ men这件事发生在某年某日，何先生却是亲眼见“有人用担架抬着一个人匆匆忙忙走了过去，身上带着血”。
对于时代的经历与参与是何先生追求幸福、思索幸福的根基，这也决定了他对幸福的渴望绝非个人化、更不是虚无与狭隘的，而是接近客观、接近真实、由衷发自内心与回应时代的。
葛兆光先生在序中谈到：“这种精神生活需要从小开始，让它成为心底的基石，而不是到了成年以后，再经由一阵风似的恶补，贴在脸面上挂作招牌。”
顺应着上述理论，何先生自幼年即是一个精神上的贵族，他的“贵气”首先表现在家庭熏陶的读书传统，加之他读书的起步之早与涉及范围之广泛，决定着他与知识的真诚关系。
他接受知识不是求之不得之事，不是为了改变命运，亦不是为自己涂上文化的粉墨，而仅仅就是单纯地与文化、艺术之间一种再自然不过的沟通；他对于知识没有过多的迷信，亦不存在刻意的批判，有的仅仅是基于个人认识的喜欢与不喜欢、拥抱与放弃。
关于人与环境的关系已经是一个再古老不过的命题，而环境对人的作用力量也似乎从未被否定过。
如果说丰富、包容的知识环境为何先生少年时期的觉醒赋予了更好的视野，那么西南联大七年的精英氛围无疑为他价值观与人生观的成熟与完善缔造了较高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