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墨一词由来，在《左传》昭公十四年，语出叔向。其时晋国发生一起恶性案件，当国大夫也是国际名人叔鱼及另一贵族雍子被邢候所杀，执政韩宣子咨询叔向处理意见，后者言及：“以贪败官者为墨”，这就有了贪墨一说，后世延用，义指贪赃枉法的行为。
然而此事颇蹊跷，加之我渐渐习惯美好想往总被人事之黑恶颠覆的经验，就要饶舌几句。按其起因为邢候与雍子对鄐县田地归属产生争端，本来当由士景伯审理，却成为“旧狱”，就是积压的旧案，以士景伯出使楚国，叔鱼代为署理，而罪在雍子，雍子把自己女儿作为贿赂，呈送叔鱼，遂赢得官司，邢候忍无可忍，愤而杀戮，将叔鱼和雍子一道取消了生存权，无非平衡因职能部门枉法自己失去鄐田的愤恨心理，罪则罪矣，类似激情犯罪，不乃事出有因乎？
问，此案曲直未必复杂，为何久拖不决？叔鱼贪婪成性，见诸文字记载平丘会盟索贿卫国一事，当流布四方，自家人怎么可能不了解？既属积案“旧狱”，且关乎土地所有权，执政者会毫不知情，若欲秉公裁断，乃至于一点警示都不给叔鱼吗？主张“施生戮死”的叔向，获义而灭亲之令名，不讳言则迟来的正义，那邢候就是迟来的正义也没得，从土地归属争端开始，正义始终缺失，酿成血案后闪归，而又著于春秋，我惊讶非是美化叔向，此则究属何益？
《左传》记载造刑书铸刑鼎的事件有两桩，郑国子产、在先，晋国的范宣子和赵鞅、在后，纵观人类社会历史变迁，可以说是进步的。那么赵鞅与范宣子那次叔向应该是已经辞世了，未及发表宏论而不见载籍，子产铸刑书，叔向是非常反对的，曾致书深表担忧和遗憾。
叔向反对刑书一个根本理由是它启发庶民百姓的争竞之心。溯源则是维护礼治，礼治则更靠近人情，与人治结合愈发紧密，其基础是人生而不平等，及贵贱有别，贵贱天成，且不宜擅改。
法治后于礼治也就是人治，那后来者居上，或者说它一定优越于前者，就平治天下而言，确实这样吗？有个先决条件，要施法者也必须在法治控驭之内。
非此，执法柄的人，运法如刀，所切削尽在适合自己的意志，何谈公正之有？这个也本是人治遭受诟病多多的地方，如未获妥善解决，法治人治必然相继做虎狼残虐众生，其情状则并无二致了。
我疑虑邢候雍子争鄐地田产一案的处理结果，以及见诸载籍所揭示的意义，也就在这个地方。礼治精髓左传很有几处加以论述，以其更近人情，非本在人治又能是什么东西呢？而人治精髓在权用，那就要看权柄在握者的人性怎样了。
韩起韩宣子虽是天降英才不世出伟人晋悼公亲手遴选，却亦为假公济私残毁晋室卓然著力者，然而观察他索要玉环甘心受挫于子产，其人不但深明进退之要，更极善伪装造作，则此案中，能没有他作为主政晋国的最高意志之体现吗？
所以，无论是羊舌、孔氏倍加推崇的礼治，还是庶民寄予厚望的法治，有类水上波澜，渊薮之下，操权柄者稍稍举手摇足，则不知泛起怎么的浪花。贪墨之论看似秉公直言，究竟于事无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