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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西方法律只不过是卡夫卡的注脚

收录时间:2022/1/17 13:52:57

关键字:守门人  乡下人  教士  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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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茨·卡夫卡的小说「审判」中有一则寓言故事,讲的是法及其混乱与矛盾。主人公遇到的具体法律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解决问题过程中所遭遇的折磨。

读罢寓言,你想要的可能不是一场思辨,而是一个简明的答案,因为寓言的含义是混沌的,逻辑上也不甚明晰。

但在法的门前这个有纵深的场景里,无疑充满着张力,使你无法释怀,唯一的安慰是更多的思考和深入的追寻。

01

寓言的内容大体如下:

法的门前站着一个守门人,有个乡下人来到他面前,请求进门去见法。守门人说,现在还不能放他进去。乡下人问,过一会儿是否允许他进去?“可能吧,”守门人答道,“但现在不行。”

通向法的门像往常一样敞开着,守门人照例站在门的一旁,于是乡下人探身向门内窥望。守门人看到了,笑着说:“如果你这么想进去,就进去吧,不必得到我的允许。不过,你要注意,我是有权力的,而我只是最卑微的一个。里面的每座大厅门前都有守门人站岗,一个比一个更有权力。就说那第三个守门人吧,连我都不敢正眼看他。”

乡下人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拦在法的门外,他原以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晋见法。他更切近地看着这个身穿皮外套、留着鞑靼胡须的守门人,觉得最好还是等得到许可后再进去。

守门人给他一条凳子,让他坐在门边。他就坐在那里等,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为了获准进去,他做了多次尝试,不厌其烦地乞求着守门人。守门人则不时和他拉些家常,不过,像大人物一样,所提的问题很没有人情味儿,而且结论总是“还不能进去”。

乡下人为自己的旅程准备了很多东西,他不惜贵重,希望买通守门人。守门人照单全收,每次收礼时都说:“我收下这个只是为了不让你觉得还有什么事该做而没做。”

在那段漫长的日子里,乡下人几乎是不间断地观察着守门人。对他而言,这个人是他与法之间的唯一障碍。开始几年,他大声诅咒自己的厄运;后来,因为衰老,他只能喃喃自语了。由于长年累月的观察,他连守门人皮领上的跳蚤都熟悉了,他甚至请求这些跳蚤帮忙说服守门人改变主意。

最后,他的眼睛变得模糊,不知道周围的世界真的暗了,还是眼睛在欺骗他。恍惚之间,他看到一束光线从法的大门里射出。现在,他的生命正接近终点,弥留之际,他将整个等待过程中的所有体会总结成一个问题,准备向守门人提出来。他招呼守门人到跟前,因为他已不能抬起自己正在僵硬的身体,守门人不得不把身子俯得很低才能听清他的话。

“你现在还想知道什么?”守门人问道,“你没有满足的时候。”“每个人都拼命要到法的面前,”乡下人回答,“可这么多年来,除了我,竟没一个人来求见法,怎么会这样呢?”守门人看出乡下人已筋疲力尽,听力正在衰竭,于是在他耳边喊道:“除了你,没有人能获准进入这道门,因为它是专为你开的,我现在要去关上它了。”

02

寓言是一种古老而古怪的教育形式,在各种经典当中被广泛运用。寓言往往意味深长,很难归结为一个论点、一条信息或一句口号,wǒ men的心智拼命去发现它似乎尽在掌握同时又无法捕捉的含义。寓言的每一行,分开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但它的整体意思却无从把握,所以经得起反复的阅读,并且每一次都有新的收获。

关于法,卡夫卡勾画的图景给wǒ men什么教诲?它让wǒ men沮丧、愤懑,还是烦恼不安?这些不良感受的背后又是什么?

理查德·迪尔戈多说:

故事、寓言、编年史和叙事体是强有力的摧毁思想定式的工具。所谓思想定式就是一组预设观点、公认至理和共享知性。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法律和政治理论产生了。它们像一副戴了很久的眼镜,近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只用来扫描和诠释世界,而其自身却几乎从未受到检视。被压迫者所讲的故事通常是冷嘲热讽,贴近底层,不加渲染的。讲故事有巩固共同体的作用:故事,建立一致性,建立共享的文化,从而建立更深厚、更重要的道德规范。但是,故事与反故事有着同等重要的摧毁作用。它们能够显示过去的信仰是荒谬可笑、自私自利或者残暴冷酷的;它们还能让wǒ men知道如何躲避非正义的排斥,知道何时应当重新分配权力。

迪尔戈多的这些看法适合卡夫卡吗?卡夫卡的寓言具有革命的潜能吗?

03

卡夫卡通过一位教士与 k 的对话,向wǒ men展示了「法的门前」这则寓言的复杂和多义:

“就这样,守门人欺骗了乡下人,” k 说,深深地被故事吸引住了。

“不要匆忙,”教士说,“不能不加验证就接受一种意见。我给你讲的这个故事,里面可没有提到欺骗。”

“但这足够清楚了,” k 说,“守门人只是在一切都无法挽回时才把真相告诉乡下人。”

“可此前并没有人问这个问题,”教士说,“你还必须考虑到,他只是一个守门人,他也是在尽职责。”

“你为什么认为他尽了职责?” k 问,“他没有尽到职责,他的职责应该是将所有的陌生人拒之门外,但却应当让乡下人进去,因为门就是为这个人开的。”

“你没有充分尊重原文,在篡改故事情节,”教士说,“关于进门去见法,故事里有守门人的两句重要的话,一句在开头,一句在末尾。第一句话是:现在不能放他进去;另一句话是:这道门是专为你开的。但这并不矛盾,相反,第一句话甚至暗示了第二句话。人们几乎可以说,守门人暗示将来可能让乡下人进门,就是在超越自己的职责。当时,他的职责显然只是拒绝让人进去,而许多评论家对竟然有这样的暗示感到惊讶,因为守门人看起来是一个对职责一丝不苟的人。在那么多年里,他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岗位,直到最后一分钟才把门关上;他意识到自己职责的重要性,因为他说‘我是有权力的’;他尊重上级,因为他说‘我只是最卑微的一个’;他不多嘴,因为那么多年里他只提一些‘很没有人情味儿的问题’;他没有受贿,因为他在收礼时说‘我收下这个只是为了不让你觉得还有什么事该做而没做’;只要与他的职责相关,哀求与暴怒,他都不为所动,因为wǒ men知道,乡下人‘不厌其烦地乞求着守门人’;最后,甚至他的外貌都暗示他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留着鞑靼人的黑胡须。谁能想象一个更忠诚的守门人呢?守门人性格中还有其他因素有利于任何求见法的人,也使人很容易理解,他竟然超越职责去暗示将来可能让乡下人进入法的大门。不能否认,他有点头脑简单,还有些自负,从而影响了他的理解力。评论家们指出:‘对同一事情的正确理解和错误理解,不完全是相互排斥的。’不管怎样,人们必须承认,这种简单与自负虽然不很强烈,却很可能削弱了他对大门的守卫。还必须加上一个事实:守门人似乎是一位天生和蔼可亲的人,并没有一直摆出盛气凌人的架势。最初,他还玩笑似地邀请乡下人尝试自己进去,后来他也没有把乡下人赶走,而是给乡下人一条凳子,让他坐在门边。这许多年来,他忍耐乡下人的出现,做些简短的交谈,接受馈赠,礼貌地允许乡下人当着他的面大声责骂应由乡下人自己负责的命运——所有这些都使wǒ men推断出他具有一定的同情心,并非每个守门人都会这样做。最后,乡下人对他做了个手势,他就低低俯下身去让乡下人有机会提最后一个问题。守门人知道一切就此结束了,他的那句话‘你没有满足的时候’只不过是一种温和的不耐烦。有些人甚至再推进一步,认为这句话表达的是一种友好,虽然其中也有某种俯就。无论如何,守门人的形象都与你所想象的很不相同。”

“你比我研究这个故事更仔细,时间也更长,” k 说。他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 k 说:“这么说,你认为乡下人没有受骗?”

“不要误解我,”教士说,“我只是向你介绍了各种不同见解。你不必太在意。书面的东西是无法篡改的,而评论通常只表达了评论家的困惑。在这件事中,甚至有一种解释声称真正受骗的是守门人。”

“这种说法太牵强了,” k 说,“有什么根据?”

“根据在于,”教士回答,“守门人头脑简单,他不了解法的内部,只知道通向法的道路。他对法的内部的想法是幼稚的,而且据估计,他自己也害怕其他守门人,认为他们是挡在乡下人面前的妖怪。实际上,他比乡下人更怕他们,因为乡下人听说里面有可怕的守门人后还是要进去,而守门人却没有进去的愿望。还有人说,他一定到过里面,因为毕竟是受雇为法服务,任命只能来自里面。这种说法遭到反驳,因为他可能只是由里面传出的一个声音任命的。无论如何,他不可能进去很深,因为第三个守门人的相貌是他不敢去看的。此外,这么多年来,除了有一次提到那些守门人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了解里面的情况。结论是,他对里面的情况和重要性一无所知,因此,他处于一种受骗状态。在和乡下人的关系上,他也是受骗的,因为他从属于乡下人。奴隶总是从属于自由人。乡下人确实是自由的,能够去他想去的地方,只有法的大门对他关着,只有守门人禁止他走近法。他接过凳子,坐在门边,待在那里一直到死。他这么做完全出于自愿,故事里从来没有提到任何强制。可是守门人却被固定在岗位上,他不敢走到乡下去,显然也不能走进法的大门。虽然他为法服务,但他服务的只是这道门;也就是说,他只为这个乡下人服务,因为这道门是专为乡下人开的。可以设想,乡下人长大成人的那些年里,守门人的工作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空洞的形式,因为他必须长期等待乡下人的到来,以便实现自己的工作目的。此外,他还得等乡下人高兴,自愿而来。守门人职责的期限也取决于乡下人的寿命,所以,归根结底,他是从属于乡下人的。故事里始终强调,守门人对所有这些显然一无所知。这不足为奇,因为守门人在一件重要得多的、影响他职责本身的事情上,同样也是受骗的。例如在故事末尾,他提到法的大门时说‘现在我要去把它关上了’,但是,故事的开头告诉wǒ men,通向法的大门一直敞开着,如果它一直是开着的,就意味着不管乡下人是死是活,守门人都不能把它关上。至于守门人说这话的动机,有几种不同意见:他说要去关门,或者只是为了回答乡下人而已,或者他是在强调自己忠于职守,或者是为了使乡下人在弥留之际感到沮丧和懊悔。不过也不乏这样的观点:守门人没有能力关门。很多人声称守门人在智力上还不如乡下人,至少在故事结尾是如此,因为乡下人看见法的大门里射出光线,而守门人的岗位使他必须背对着门。”

“说得有理,” k 低声复述了教士讲的几个论点,说道,“我倾向于受骗的是守门人。不过,这不能使我放弃原先的看法,因为这两个结论是并行不悖的。守门人精明也罢,受骗也罢,都无关大局。我说过,乡下人受骗了。如果守门人受了骗,那么,守门人的受骗对他自己无害,但却给乡下人带来无穷的危害。”

“对这种看法也有反对意见,”教士说,“故事本身没有赋予wǒ men评论守门人的权利。不管怎么说,他终究是法的仆人;他属于法,因此超出了人们所能评论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真不敢相信他从属于乡下人。虽然他受职守的制约,必须守在法的门前,但他却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要自由,别人无法和他相比。乡下人只能求见法,守门人却已经被安置在法的身边。是法把他放在守门人的岗位上,怀疑他的尊严就等于怀疑法本身。”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k 摇头说,“因为如果接受这种看法,那就必须把守门人讲的每一句话都作为真的来接受。可是,你自己已经充分证明,这是多么不可能。”

“不,”教士说,“不必把他的每句话都作为真的来接受,而只须当成必然的来接受。”

“一个令人忧郁的结论,” k 说,“这会把谎言变成普遍准则。”

04

教士和 k 的评论符合wǒ men对寓言最初的感受吗?教士与 k 谁赢得了争论?赢得争论是否赢得了正义?或者说,正义在“法的门前”始终未能实现,是正义本身抛弃了乡下人,还是守门人故意造成的恶果?在教士与 k 的对话中,教士几乎主宰了谈话,这种失衡难道不是生活中的一种常态吗?教士的立场似乎随着 k 提出的每个新问题而转变,这是争论的深入,还是娴熟的诡辩?

时常有这样的说法:坏的秩序也比根本没有秩序要好,甚至有人说,与其要暴政也不要暴民。这意味着,人们认为有规则总比没有规则要好些。这个看法从独裁者那里得到证实,独裁者不喜欢法律,即使是他自己炮制的法律。

不过,寓言中的规则似乎发生着变化:开始时法的大门不让乡下人进入,但后来乡下人被告知法的大门是专为他而开的。规则不断变化的地方,还能有秩序吗?规则可能不同,但结果是一样的——乡下人一直未能进入法的领域。

如果法从未为他服务,那么法又为谁服务呢?

05

卡夫卡对法律秩序的简单勾勒留给wǒ men一个深刻的矛盾:法律是为少数人或与之相关的人服务的,但是,多数人却不反抗。

卡夫卡继续探究了“wǒ men的法律的问题”:

wǒ men的法不是广为人知的,它们被小团体隐藏和把持。小团体的人要让wǒ men相信,这些古老的法被一丝不苟地实施着;然而,被那些wǒ men所不知道的法统治,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我想到的不是法的解释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差异,也不是只有一小撮人有权解释法所导致的损害。这些损害也许不是特别重要,因为法是非常古老的,对法的解释是许多世纪以来的工作,这种解释本身也毫无疑问地取得了法的地位。

尽管还可能有对法的自由解释,不过法的解释现在已经变得非常严格了。尤其是,贵族们在解释法的时候没有理由受个人利益影响和左右,因为法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贵族们的利益制定的。他们高居法之上,法全部执掌在他们手中。

当然,法是有智慧的,但对wǒ men来说也有困苦,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困苦。

传统上认为,法是属于贵族阶层的秘密,一部法典的实质就在于它必须保持一种神秘性。或许,wǒ men正努力揭示的那些法也许根本就不存在。

有一小批人的确持这种观点并且努力去说明,如果真有法存在,那它只能是贵族们的所作所为。在这一小批人眼里,到处都是贵族阶层的专横与擅断,并且要拒斥公众传统。

传统仅具有一些琐屑而偶然的优点,不足以弥补其重大的缺陷,因为在人们面临事变时,它给人们一种错误的、骗人的和过分自信的安全感。

这一点无可否定,但绝大多数人都这样作出解释:传统远不是完善的,必须进行更为深刻的探究,所提供的材料看似数量庞大,实则太过贫乏,要用几个世纪才能使它变得充足。

终有一天,一切都会变得明确,法将属于人民,贵族阶层将消逝。这不是在维持反贵族阶层的仇恨情绪,根本不是。wǒ men更应该痛恨自己,因为wǒ men还没有显示出自己有能力被委任以法。

事实上,可以只用一种悖论来表达这个问题:任何小团体,如果它不仅要抛弃所有对法的信仰,还要抛弃贵族阶层,就应当有全体人民作为后盾;然而,这样的团体是不可能诞生的,因为没有人胆敢抛弃贵族。

一位作家这样总结道:强加在wǒ men身上的唯一可见的法,就是贵族阶层本身。

难道wǒ men一定要剥夺自己的法吗?

06

依卡夫卡之见,什么是法的核心问题?什么是其解决的障碍?如果人民知道,法为贵族享有,受贵族治理,为贵族服务,人民必须反抗吗?卡夫卡说:“wǒ men更应该痛恨自己……”这是不是说问题在于人民内部?

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德 alfred north whitehead 曾经说过:所有西方哲学只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脚。同样可以说,所有西方法律都不过是卡夫卡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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