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野土坡地几垄，披蓑戴笠谷雨种”，真实描绘了小时候与父母种红薯的情景。春天，万物复苏，草木开始返青。鸟开始脆脆在门前叫了，从一棵树挪到另一棵树，昭示从南方回来了。 每年开春小雨，父母比较忙碌，安排上井然有序。于wǒ men却是很忙，只是叫wǒ men去赏春，稍带帮父母插红薯叶，就诗意了。如果和父母一蹲半天，老老实实做小农民，一招一式插红薯叶，憋坏wǒ men了。一会儿说肚疼，钻进后山林子里听鸟叫，看花开;一会儿嚷说饿了要回家。父母就不同意了，玩会可以，回家坚决不行。说腰疼。母亲站在地里笑弯了腰，小孩哪有腰？就你贫。
喜欢红薯丰收的情景，一麻袋一麻袋沾有清香泥土的红薯，被wǒ men从木架车上扛或抬下来。沉实的红薯，个大的几斤重，小的也有半斤，更小的则被母亲堆放在车上，裸露着裼色小身板，那是年猪的最爱，至少一个冬天不用喂糠了。米面接不上时，薯来凑。家里有口窖，黑咕麻咚，得放绳下去。丰收红薯后，经分拣，一整筐一整筐往里倒，堆满半个窖。来年春，出窖的薯，生吃满嘴生香，比烤煮蒸炸的还好吃，清脆易咬，同一个薯，窖藏后，比刚刨出时，轻多了。红薯当饭吃，叶藤还可做菜。新鲜的红薯藤，摘下，一节节码起来，再一根根剥掉皮，用辣子伴炒，异香扑鼻。父亲面包以前用花生米下酒，薯藤叶出来了，就用新鲜的藤叶当主菜，一根根绿色的火柴棍，酒气和欢笑中，进入一家人的五脏六腑。
红薯在农村不算啥。城里则稀罕啥似的。记得父亲带我到城里走亲戚，就扛了一袋红薯。那时城里人可吃香，打扮时髦，把握着时代前沿信息。父亲常叫wǒ men好好读书，不要长大了像他们一辈子头朝黄土背朝天。城里亲戚开门见是乡下穷亲戚，刚开始的笑顿时凝固在脸上。当父亲把一袋红薯推到前面，主人满脸生辉，来就来，带啥东西呀。说着把wǒ men请进门。改革开放后，城乡生活发生很大变化。依父母言，我成了城里人，一无所有的城里人，什么都得买，一针一线柴米油盐酱。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后，农民成了香饽饽。可惜了我，半路出嫁的城里人，没尝到当工人的半点甜处，反倒成了累赘。在外面打工，我都不敢说是自己是工人阶级，慌称是农民工。工作之余，喜欢独自上街闲走。城里大街小巷摆满各式小摊，小吃杂货衣物，应有尽有。不知从哪飘来阵阵久违的红薯香，吸吸鼻，原来西北角里，刚来卖烤薯的。烤薯人，五十多岁，腰上系着灰色大围布，手里拿着银色镊子，不断翻动烤箱里红薯。香气，翻动之余，随风而去，溢漫大街小巷，刚才还是几个人，临到我时，身后竞排起了长龙。一口咬下去，满嘴生津，吃完，发现味不对。后来方知原来少了家乡味，母亲味。突然一股心酸涌到鼻口，久久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