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1886-1964），教育家。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浙江余姚人。早年留学美国，从杜威学习教育，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1919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学教授。1928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
1930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代理及在任先后长达17年，是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后任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行政院秘书长等职务。著有《西潮》《新潮》《孟邻文存》等。
wǒ men说，学以致用，那末所谓“用”又是什么呢？这里有两大原则：第一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第二是有益于国计民生。这是为世俗所熟知的，亦即《左传》里所说的“正德利用厚生”。这两大原则是先贤圣哲几千年来训诲的总结，他们所说所论，最后总是归结到这两点。
学者们从先贤学到这些原则，然后又把所学传播给老百姓。老百姓在这种影响之下已逐渐而不自觉地形成一种重常识与重人情的心理。他们根据上述两大原则，随时要问这样东西有什么用，那样东西又有什么用。
轮船火车传到中国时，大家都很愿意搭乘，因为它们走得比较快。他们采用洋油灯，因为洋油灯比较亮。电话电报使消息传递更为便利，而且不像邮寄或者专差送递那样迟缓。有了钟表以后，可以不必看太阳就知道正确的时刻。大家购买西方货品，因为它们能够满足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需要。
（传教士在中国）
传教士到了中国以后，到处设立学校和医院。中国人异口同声地说：这些人真了不起啊，他们为患病者诊疗，又使贫穷的子弟受教育。当中国人上礼拜堂听福音时，许多人的眼睛却瞅在医院和学校上面。他们的手里虽然拿着《圣经》，眼睛却偷偷地瞅着牧师从西方故乡带来的实用货品。
（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为中国平民检查口腔疾病）
我父亲面包与当地的一位牧师交了朋友，因为这位牧师替wǒ men修好了抽水机，并且还送给wǒ men咳嗽药和金鸡纳霜。他非常诚实，而且对邻居很客气。最后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中国人不但实际，而且最重道德。
那末，他们所宣扬的宗教怎么样？哦，那是一个好宗教，它是劝人为善的。那末，他们的上帝呢？哦，当然，当然。你说他们的上帝吗？他是个好上帝呀。wǒ men要把它与其他好神佛一齐供奉在庙宇里。wǒ men应崇拜它，在它的面前点起香烛。
但是它不肯与你们的偶像并供在庙宇里又怎么办呢？那末，wǒ men就给它也塑个偶像吧！不行，那怎么可以？它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就在你身上，而不是在偶像上。哦，是的，是的。不过它不在我身上时，也许喜欢托身在偶像上呢。不，它住在天堂。是，是，我知道，其他神佛不也都是住在天上吗？不过，他也许愿意到下界来玩玩，拿庙宇作旅馆暂住，那时候wǒ men就可以在庙宇里祭拜它了。不行，它是独一无二的神——你崇拜它，就不能崇拜其他的神佛。
（20世纪初天主教神父在给中国儿童施洗）
这可使中国人颇费踌躇了。最后他们说，好吧，你们崇拜你们的上帝，wǒ men还是崇拜wǒ men的神佛算了。“信者有，不信者无。”中国对宗教的包容并蓄，其故在此。
西方人所了解的现代法律观念在中国尚未充分发展。中国人以为最好是不打官司。不必诉诸法律就能解决纠纷不是很好吗？还是妥协算了！让wǒ men喝杯茶，请朋友评个理，事情不就完了？这样可以不必费那么多钱，不必那么麻烦，而且也公平得多。打官司有什么用？你常常可以在县城附近的大路旁边看到一些石碑，上面刻着“莫打官司”四个大字。
这或许就是中国人不重法律的原因。但是现代工商业发达以后，社会也跟着变得复杂了，处理复杂的社会关系的法律也成为必需的东西，法律成为必需时，通达人情的中国人自将设法发展法律观念。但是，如果能凭饮杯茶，评个理就解决事端，法院的负担不是减轻了吗？
（中国茶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批评家说这是消极的，“己之所欲，施之于人”才算积极。不错，这说法很正确。但是中国人基于实际的考虑，还是宁愿采取消极的作风。
你也许喜欢大蒜，于是你就想强迫别人也吃大蒜，那是积极的作法。我也许觉得大蒜味道好，别人却未必有同样的感觉；他们也许像太太小姐怕老鼠一样怕大蒜。如果你不爱好臭味冲天的大蒜，难道你会高兴别人硬塞给你吃吗？不，当然不。那末，你又何必硬塞给别人呢？这是消极的，可是很聪明。因为坚持积极的办法很可能惹出麻烦，消极的作风则可避免麻烦。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自然，更高的理想应该是爱敌如己。但是历史上究竟有多少人能爱敌如己呢？这似乎要把你的马车赶上天边的一颗星星，事实上，那是达不到的。以直报怨则是比较实际的想法。所以中国人宁舍理想而求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