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畅销书《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的全新修订版。是国际阳明学大师冈田武彦先生写给大众的王阳明通俗传记。冈田先生于六十八岁高龄提笔撰写此书,九十三岁完成,花费了二十五年的心血。作者在穷尽中日两国史料和研究成果、历经六次阳明遗迹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冈田先生以心学发展的脉络为线索,史料互证,张弛有度、夹叙夹议地详述了王阳明的传奇一生及其悟道的xīn líng轨迹,探讨了王阳明的人生经历和师友交往对其思想形成的深刻影响。冈田先生尤其注重从王阳明的诗文中探寻其当时真实的内心,并由此补充了许多不为众人所熟知的细节,解开了有关王阳明生平和思想的诸多谜题。
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全集) 读书笔记
若要用一个概括心学,无疑是“良知”。 王阳明晚年说,除却良知再也没有可以说的了。这个词可谓是王阳明思想的真髓。这本《王阳明大传》,虽是写王阳明生平,实际重点放在了自宋以来儒学的绵亘变迁,以及程朱陆王各派学说的传承同异,不仅是一本传记,也是一本完整阐述宋明儒学和心学来龙去脉的大作。正如史界评论,百年以降,东亚之阳明学者,未有居于冈田武彦先生之上者。数百年来,阳明学失于中国,却传承于日本,讽刺也遗憾。如今精读这本书,无疑也只能算是在学问上求助邻邦,借他山之石,攻我之玉了。关于王阳明马丁·路德曾说:每个人都可以依靠自己的信仰,而不是外在的制度、牧师乃至教皇来得救——王阳明对儒学、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与此类似。心学的最高价值,便是让自己的精神,脱离世俗伦法的约束,在日常生活中,人人皆可成圣。依冈田先生,阳明学是“体认培根之学”。王阳明是行动圣哲,阳明学也是行动儒学”,这种精神贯穿了王阳明一生波澜壮阔的行事中。儒学本来就是以实学为本,追求经世济民、追求实用,通过体认领悟、在实践中掌握学问。而王阳明在这种基础上更进一步,创立“良知”说,认为自我和圣人一样,生而伟大,存而无异。这种强调自我的主张,也被海外史学界认为是中国文艺复兴开始的标志。(至于后话,那另当别论了)在王阳明看来,无论圣人还是凡夫,无论贤士还是愚人,无论学者还是白丁,只要是人,心中皆有良知,这是永远不灭的光明,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东西。正如钱穆先生所言,良知既是人心又是天理,能把心与物、知与行统一起来,这不但弥补了朱陆学说的片面性,也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宋儒遗留下来的问题。在中国传统中,人生所能有的成就有三:道德、学问和事功,在这三个方面都有大成者,方能成为伟人。从这个角度来看,王阳明堪称伟大。杨明学的三个阶段王阳明的高徒钱绪山指出,王阳明的“学”有三变,“教”亦有三变。“学三变”则基本概括了王阳明的一生:少时,驰骋于辞章;后来又沉迷于道教和佛教;在龙场历尽艰难之后,豁然有得于圣贤之志,三次南征,在事功上取得建树。而wǒ men要说的重点,则在于“教三变”。在贵阳时,提出了知行合一说;自安徽滁州回来后,教授弟子静坐说;自江西回来后,提出致良知说,直指本体。一、知行合一龙场顿悟,对于王阳明本人和王阳明来说,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王阳明真正笃志于圣学,便是从“龙场顿悟”开始的,它奠定了王阳明今后做学问的方向。所谓“知行合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在我的理解中,用一句反喻更能理解,“行时,便已知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是为不知”,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大概便是此意。只不过,相比朱子的求知之说,王阳明的重点,则落在了行上。(朱熹是基于“主知主义”的立场而提倡先知后行,王阳明则是基于“主行主义”的立场,而提倡知行合一)王阳明的爱徒徐爱,将恩师的语录结集成《传习录》,以使门人弟子能够依照此书进行学习。但王阳明却反对说,如果拘泥于此书,这反而是弊害(这和孔子不谋而合了),因此,阳明学被世人称为“实践哲学”也不是毫无道理的。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省察克己、事上磨炼等说,都是关于实践的。二、静坐:心学与释道差异自安徽滁州回来后,王阳明也教授弟子“静坐”说,但这种“静坐”,却和禅学的“坐禅”,大有区别。静坐和坐禅,在精神收敛层面存在共性,然而二者在本质上,完全不同。在蒲团上坐禅,耽于三昧,追求死灰一般境界的行为,是发现世界,无法寻求到良心的。而王阳明提倡的静坐,则偏于发现自身,更多了一份“省察克制”的意味。多叨一句,心学和禅学都是以心为宗的学说,是否追求“经世致用”是二者的本质区别。比如在王阳明看来,儒学的本体是“良知”,父子、君臣和夫妇这些关系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心学主张的,是积极入世,有所作为。可佛教极力否定,主张避世。佛教的目的是“不着相”,可是刻意为之,反而变成“着相”。儒学与佛教完全不同,儒学承认客观事实的存在,顺势而为之,看起来是“着相”,其实已经变成佛教所追求的“不着相”。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大概即是这个意思。当然,王阳明在晚年时,也提出了以儒学为本、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理论,并且认为只要修行“良知”说,道教的养生之道和佛教的超脱之道,都可自然而得,天地、见自己,佛教和道教,皆被包含于儒学之中。三、良知和致良知王阳明晚年将良知喻作明镜,他认为明镜有自净的能力,良知自身也有去除私意习气的能力,所以顺其自然就好。吾性自足,不假外求。何为良知?为公为他人,即是良知,为一己之私,则不是。这种私,不仅指名利色欲,也包括所有的私心杂念。而学问之道,则在于去除私欲,寻求本心。王阳明认为,《大学》中“致知”的“知”就是良知,实现致知就必须去除蒙蔽心体的障碍,这个过程即“致良知”。神秀有诗“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慧能则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若将王阳明晚年时期的“致良知”说和“良知”论做比较,“良知”论时的阳明心学,更接近神秀的思想,而提倡“致良知”说时的阳明心学则更接近慧能的思想。当然,这个观点,也正被后人诟病,如在黄宗羲主编的《明儒学案》里,就指责王阳明流于禅,根本不是儒学。而王阳明“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的这一思想,也被后来的良知现成派,演化成了“只要顿悟了良知,那万事皆可”,流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