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64年，我又到乡下的姥姥家去过年。那一年我八岁，老弟六岁，我背着十斤白面，老弟提着两斤大米，乘火车走36公里，下火车再步行五华里。这一伟大壮举我如今想起来都深深地敬佩。不服气的家长可以试一下，让你们家八岁的儿子背上十斤面，看他能走多远，还不用像我一样带个弟弟出远门。我那时还得承受坐火车逃票的艰难险阻。
这么个坚强、勇敢、又卑劣的孩子，到了姥姥家就是号啕大哭，我发现老娘为我准备的两挂二百响的小鞭落在家了。
姥爷劝，姥姥哄，都止不住我眼泪哗哗的，姥姥只好打开家里的“藏宝箱”，从里边拿出五元的大票对我说，别哭，让你姥爷带着你去供销社，咱们买上十挂鞭。姥姥不是吹牛，那时二百响一挂的小鞭才五角。我的眼泪戛然断流，跟着姥爷火速直奔供销社。供销社卖鞭炮的货架上空空荡荡了，我的命咋就那么苦呀。我欲哭无泪，暗下决心，我要自己返回城里，把那两挂鞭炮取回来。
这一想法得不到姥姥的同意，我也不敢偷着走。过年没有鞭炮对于我来说比没有饺子吃更难受，整天无精打采，耷拉着脑袋，邻居的孩子找我去玩，我也不理睬。
腊月二十八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还不见姥爷回来，我问姥姥，姥姥说去集镇买酒了。供销社就有酒，干嘛要跑几十里外的集镇呢？正在我不解的时候，姥爷在大门外喊我：“大平，姥爷给你买到鞭炮了。”我光着脚丫，撒腿就蹿出门外，去迎姥爷，姥爷见我光着脚踩在雪地上，一把将我抱起，他挂着一脸的冰霜，胡子眉毛都白了，可从脖领冒出的却是腾腾的热气。往返20公里，不是去买酒，而是给我买鞭炮。那时我不知感动，只知道快乐。
过年买五元钱的鞭炮，姥爷完成了这个村子有史以来第一响。消息很快传开了，我在这个村子的孩子中间成了“首富”。那一年姥爷一天挣十个工分才值三角八分钱。
其实那些小鞭也只有蚯蚓那么粗，可我还是舍不得一挂一挂地放，便小心翼翼地拆散，一个一个地放。放一个就欢呼几声，我和小伙伴们的喊声要比小鞭的爆炸声多得多，大得大。姥爷、姥姥看着我与老弟开心的样子，他们更是快乐。
后来我才知道，为了给我买这些小鞭，姥爷硬是在正月里没买一斤酒。
我可怜的姥爷、姥姥在文革还没结束就去世了。他们一辈子也没舍得吃上一顿好饭，嗜酒如命的姥爷，一生都没舍得醉一次酒，每次喝到二两左右的时候，他就拿着那一斤装的酒瓶子，一边看一边自语，喝得不少了，不能再喝了。然后就把剩下的酒放在柜子里，生怕放在明处我碰打了他的酒瓶子。可是为了外孙的快乐，他一次就给我买了五元钱的鞭炮——五元钱能买六斤60度的老白干。
我此生最大的憾事，就是没有机会回报姥爷、姥姥对我的爱。如今我用茅台酒给姥爷喝酒的资本也是具备了，可是，我的姥爷连一斤我买的老白干也没喝上。
现在我的儿子放的鞭炮是上千响一挂的，鞭炮足有小拇指粗，大的和手腕一样壮，炸得窗户玻璃都哗哗响。可是他和他的伙伴们怎么就没有我当年的那个快乐劲头呢？
儿子告诉我：那是如今的快乐事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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