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本人今天终于看完了大陆的版本，相比较于繁体版本显然是删节了不少，已经有朋友指出了，本人就不多说了。但是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如果真正对于历史本身——而非盲目追求某种模糊的意识形态——感兴趣的话，这个简化字版本的近代史仍然是非常值得一看的书。
首先，这本书突破一般的观念，将历史的维度放大到了400年，成了一本400年的“近代史”。在这其中有助于wǒ men建设一个大历史观，看到无论是合作还是冲突，平衡还是失衡的更全方位的因素。而这一点，向来是本人认为中国大陆一般人的历史观最缺乏的东西。wǒ men总是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将历史事件的原因简单得归结于经济因素或者其它。这种思维的直接反动就是现在对于相反意识形态的盲目崇拜，认为西方式的模式移植到中国就可以完成所有的社会变革。
而这本书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给wǒ men刻画了从 战争之前中国整体社会的社会意识和整体文化的状态。冲突的根源与其说是最终的 贸易——当然wǒ men不能否认这一因素的重要，不如说整个近代史的冲突就来自于两种文化模式和意识的冲突，而两种文化的踫撞和互动中，又影响了历史本身的发展。事实上，wǒ men从这本书中得到最大的观点就是社会与历史的交互式的前进。
其次，从这本历史书中wǒ men可以跳出单纯的认为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刺激—反应”的模式。我记得在接受基础教育的时候，历史教材就给wǒ men这样的印象， 战争以及二次 战争导致了所谓“开眼看世界”，以及在器物层面的模仿；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导致政治体制的反思与改革；而巴黎和会则导致了整体思想的反思。这种递推的模式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显然忽视了中国社会本身的主体性的问题。
本书所刻画的近代中国的历程则是一种反思式的推进，可以这样说中国从原先的模式中脱离出来，试图进入完全外来的模式，但是发现这本身并非从其主体出发，从而进入下一个反思的过程，重新认识自身的主体性。最后一个阶段的主体性认识可以说就是摆脱苏俄模式的共产政权，其领袖毛泽东最终取得胜利，完成中国近代重要的民族解放的任务。第三，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猜想。整本中国近代史刻画了近代中国本身的一条主线，就是求得民族本身的解放，是从整个国际体系的压迫之下摆脱，恢复自己的主动性。这一恢复最终结束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之下。但是另一部分的解放，即个人的解放，显然没有过多的提及，甚至是在繁体版本。或许这应当是下一个历史阶段“现代中国”的命题，事实上wǒ men正在前进。
总的来说，这本书是本人最近看到的比较好的历史类读物，如果说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侧重于介绍一种历史的观点，而比较不注意历史事实的分析——中国这么长的历史，只在那本小小的书中都说完了，那么这本徐先生的近代史，就是将宏观的历史思维和详细的历史事实相结合的好书。
这本书的确值得一读。
历史，作为wǒ men的过去，提醒着wǒ men来自何方，身处何地，走向何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而历史却往往受到政治很大的影响，甚至有意无意地成为政治的帮凶。历史的清白永远只能成为追求，而wǒ men要做的就是尽可能擦亮自己的眼睛，不被迷惑，不被欺骗。
对待历史，最好的态度是不拘泥于一家之言，尽可能的保持“尽信书不如无书”的眼光去在书中寻找过去，并且时刻警惕自己的大脑成为他人思想的跑马场。
出于上述目的，在经历十几年的为了意识形态的灌输的历史学习后，现在来阅读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未尝不是上佳之选，作者尽可能的试图跳出自己的思想局限来审视中国的近代史，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他的确做到了，很多历史的片段确实给我提供新的角度去思考，这些益处也无需多言，书的阅读价值也不需要我再来抬高，但我还想从自己阅读的角度上探讨该书的一些不足之处。
在描述历史中的一些人物故事时，有些小说的味道，比如蒋、毛之间党派头头的斗争，毛、邓在党内个人的纷争色彩有浓厚的渲染，对政治人物的私心不免有颠倒形象、夸张描写的嫌疑。作为历史书，我觉得尽可能的记录历史事实、真相内幕才是王道，郑重其事的分析人物心理大可不必。
此外，由于国内历史资料很大程度上未能得到公开，作者很大程度上大量的引用的西方学者的文献资料存在迫不得已的可能，但这样一来难免在对事情的判断上也有失偏颇，虽说现有的国内资料亦真亦假，但也并非一无是处，所以当我看到参考文献后面大量的英文文献和极少数的中文资料时不免感觉颇为遗憾，作者的观点不可能做到理想中的完全客观中立。
这也可能导致某些细节处就值得商榷，比如在陈述邓小平在五十年代反右倾时表明其担任中共总书记在毛的指导下负责迫害党内异见人士，这很容易让人理解成邓在那一时期的刽子手形象。而我查wiki百科发现邓当时并非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只是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负责迫害一说未免太过简单粗暴。
阅读的过程中我感觉作者作为美籍华人，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在陈述美国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影响时，或多或少的偏向于传播民主与自由的美国“救世主”形象，而忽略了国与国间的战略、利益斗争，尤其是在国共内战以及89年之后中美间的交流方面，美国试图拯救中国人民的高大形象无意中烘托尤为突出。
暂时能想到的也只有这些--！以上简单的分析也皆属个人揣测，分析也无非是想提醒一点，完全客观的历史书是不存在的，即使作者再努力追求，或多或少总会被自己惯有的思维意识影响，读者也是一样，双方都需要做的，就是摘掉自己的有色眼镜，尽可能的去认清每一个事实并进行深刻的反思，以史为鉴。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海外中国学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日益关注的对象，而中国近代史在海外中国学研究中的地位无疑是举足轻重的，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汉学家，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和不同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成绩斐然，并取得了大量学术成果。
然而，国外汉学界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也建立了一些新的理论体系，但是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这些研究大部分都是以西方为中心，“西方中心论”的思想在国外汉学界占据了很大的影响。不管是早期的汉学家如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还是当今的汉学家例如何伟亚的“后殖民主义历史观”，无一不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真正能够做到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站在中国本身的角度来进行思考和研究问题的则寥寥无几，这样就不免造成研究中的偏颇，无法真正地揭示出问题的所在。
而这部《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一书则是西方汉学界少有的能够以中国为中心，从而研究整个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一部通史，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本书作者徐中约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权威学者，曾任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历史系主任、荣誉教授。本书英文版是欧美学界公认的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经典之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指出，“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反对外来因素的民族或种族抗争”以及“在新的天地里寻求一条求生之道”三条线索，作为推动近代中国发展的三股最重要动力，并通过对近代中国内部社会动荡的描摹，向世界讲述了“一个古老的儒家帝国经无比艰难，蜕变为一个近代国家”的历史。“近代中国历史的特征并非是一种对西方的被动反应，而是一场中国人应付内外挑战的主动奋斗，他们力图更新并改造国家，使之从一个落后的儒家普世帝国，转变为一个在国际大家庭中拥有正当席位的近代民族国家。这种见解，避免了用‘外因’来解释中国历史及其所暗含的中国仅仅是‘作回应’的思想陷阱。”(见本书第4—9页相关内容)
本书另外一个与传统史学观不同的是：作者把中国近代的开始定在了1600年，即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后，而不是以1840年的 战争为开端。作者综合了两种学派的观点，说出自己的理由，将中西历史的开始回合与中西文明的直接碰撞之间作为中国近代的开端。作者指出，“在19世纪之前的两千多年里，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主流是朝着相互分离的方向发展的。只有当其中的一个文明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和技术，并为着自身的利益扩张到另一个文明地区时，这两个文明才得以回合。”(见本书第3页)“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交会不可能发生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前，而这两个文明的直接碰撞也不可能发生在工业革命以前。”(见本书第4页)正是由于地理大发现的影响，中国才逐渐开始了与外界的交往，最终卷入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
本书原文为英文版，共42章，本书是简体中文版，由于种种原因，此书为只有29章的删节本，这也许是唯一的美中不足吧。不过总体看来仍不失为一部高水准的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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