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彼德·林奇还是十几年前的事，当时对这位美国富达公司麦哲伦基金的经理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他强调日常生活经验有助于股票投资，比如，你可以通过对家门口百货店或餐饮店业务兴旺与否的观察，来选择这家公司的股票。对大多数无缘调研上市公司又重视基本面的投资者来说，这可是个福音。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又重读了几本林奇自己写的以及别人写他的书，发现有许多过去没有注意的地方。 勤奋得令人惊讶
首先是林奇非常勤奋。他走访公司，每月40到50家，一年五六百家，当然这是《新金融大亨》的作者约翰·雷恩的调查结果。而在《战胜华尔街》一书中，林奇1982年在回答电视台主持人什么是他“的秘密”时说：“我每年要访问200家以上的公司和阅读700份年度报告”。不管怎样，数量够惊人的。林奇不仅调研美国的上市公司，而且还到海外去寻找好股票，他曾坦承，“除了约翰·坦普，我是第一个重仓持有国外股票的国内基金经理”。在1985年9月中旬的一次国际调研活动中，林奇花了3周调研了23家上市公司，收获颇大。他在瑞典去了该国最大的公司沃尔沃，而瑞典惟一的一个研究沃尔沃汽车的分析员竟然没有去过该公司。当时，沃尔沃的股价是4美元，而沃尔沃每股现金已高达4美元。林奇的妻子卡罗琳也到了欧洲，但他俩却不能同去威尼斯，因为那儿找不到一家值得拜访的上市公司。林奇的痴迷劲可想而知。
结婚20年，林奇只度过两个专门假期，他曾对约翰·雷恩回忆是如何度假的：“我去日本，花了五天的考察公司，在香港见到卡罗琳，于是wǒ men在中国逗留了大约两三天，然后我考察曼谷的公司，又在曼谷观光，接着我飞往英格兰，在那里考察了三四天的公司。那是一段的时光”。
卡罗琳肯定不会认为那是“一段的时光”。也许他们有契约吧，1990年年中，林奇告别了麦哲伦基金，解甲归田了。
林奇在位期间的一些数据让人惊讶——
他一年的行程10万英里，也就是一个工作日要走400英里。
早晨6:15他乘车去办公室，晚上7:15才回家，路上一直都在阅读。
每天午餐他都跟一家公司洽谈。
他大约要听取200个经纪人的意见，通常一天他要接到几打经纪人的电话，每10个电话中他大约要回一个，但一般只交谈90秒钟，而且还好几次提示一点关键性的问题。
他和他的研究助手每个月要对将近2000个公司检查一遍，假定每个电话5分钟，这就需要每周花上40个小时。
比较林奇，中国基金经理一定会汗颜。我敢肯定，中国目前最勤勉的基金经理的工作强度顶多是林奇的三分之一，而一般的经理也就是林奇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如果哪位中国基金经理认为我的估计错了，请和我联系，我一定公开认错）。
匪夷所思的交易
第二个让我惊讶的事情是林奇买卖股票奇多且奇快。林奇大约持有1400种证券，其中最大的100种代表着一半的总资产，最大的200家代表着三分之二的总资产。在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中，他的交易大约是买进5000万美元，同时卖出5000万美元，也就是说，他每天卖出100种股票，也买进100种股票（由三位交易员负责），而且林奇的交易只有不到5%是大于1万股的：
“在我所买的股票中，3个月中，我仅对其中不到四分之一的部分感到乐观。因此如果我碰到了10种股票，我会愉快地把10种都买进来，然后再进行调查研究。也许我会不其中的几种，但我会继续持有我的几种，增加它们的量”。林奇的投资组合永远都在变，许多证券仅保持一两个月，他觉得自己的工作越出色，周转率就越高。
这又是个逆反投资的例子，许多专家都批判股市出现的高换手率是投机高涨的数量表征，许小年就曾通过中国股市和美国股市换手率的比较，指出前者严重投机。
这也难免，一般的投资专家最多同时20—30种股票，林奇投资数千种股票，确实匪夷所思。
也许有人说，是由于麦哲伦基金规模巨大，林奇才这么做。这有一定的道理。在1977年林奇担任麦哲伦基金经理的第一年时，1800万美元的盘子，组合包含了41种股票，但换手率是343%，而且其后三年的换手率都达到300%。林奇对此的解释是，麦哲伦对新客户封闭买进，却遭到大约三分之一的赎回，他为了换股不得不抛出老股票。
1981年麦哲伦基金的规模是1亿美元。1982年林奇被称为“过去十年中最的共同基金经理”，他取得了 305%的收益率，麦哲伦成了一只4亿5千万美元的基金，在3个月内，他购买了166只股票。1983年中期，林奇的投资组合中有450只股票，而年底就达到了900只，资产升值至16亿美元。
如此多的股票组合是否会成为一个指数基金，从而由“主动型基金”变成“被动式基金”而无法战胜主场？
林奇认为绝不会如此。他举例道，在900只股票组合中，其中700只股票的资产总和还不到基金总资产的10%。
那为什么要少量持有这点头寸呢？
林奇的解释是：1）公司本身盘子非常少，即使他持有达到投资上限（总股份的10%），其总量也极少；或者2）他也不能确信这些公司是否真的值得投资。而买这点股票，只不过是为了解公司情况提供方便罢了。
这是一种很新颖的思路：“投资之后再进行调整”。若调查后觉得好，就加码买进，不行就抛掉。一般来说，林奇“事后诸葛亮”的概率是10%，也就是他考虑十家公司后，会对一家公司真正感兴趣。
放手一搏的过人胆量
第三个让我惊讶之处是林奇如何选择重仓股。林奇是基金经理，当然要组合投资，可他更看重重仓股对基金的贡献。他说：“如果你有五种股票，三种下跌75%，一种上涨了10倍，一种上涨了29%，那么这五种股票仍然会令你干得很出色……因为这么去做，你在上涨10倍的这种股票上赚足了钱，远远抵销了你那些下跌50%、75%甚至90%的股票所带来的损失”。在选股方面，林奇和巴菲特一样，讲究常识，对高科技股一般不碰，碰了也不那么。不过，在选择时机上，他并不“常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于汽车工业不景气，股市对此反映恶劣，尤其是美国的第三大汽车厂商克莱斯勒被预期破产，股价只卖2美元，林奇却开始看好汽车业，他先调研了福特公司，但发现克莱斯勒更好，单单是公司有超过10亿美元现金这件事，就至少使它两年内不会破产。于是，1982年春夏之交，他大量吃进克莱斯勒股票（整个麦哲伦基金5%的资产）这是证监会所允许的最大持股比例，按林奇的说法，如果法规允许的话，他会把基金资产的10%—20%都投在该公司上。
克莱斯勒后来快速上涨，林奇又在福特和沃尔沃上建仓，一直到这3只股票占麦哲伦总资产的8%，加上绅宝和丰田，汽车股作为一个板块，占到基金总资产的10.3%。在整个 1984年，林奇一改从前频繁交易的做法，坚持买入——持有战略，基金的前10位股票的数量一直没有多少变化，其中就包括上述5只汽车股。
最终，林奇从福特和克莱斯勒两只股票上分别赚了超过1亿美元的利润。加上从沃尔沃赚的7900万美元，造就了麦哲伦基金出众的业绩。
重仓股容易出现流动性问题，尤其是小盘股，林奇可不这么看，要找能三倍乃至十倍的股票，道·琼斯指数股比一般小公司难多了。小盘股确实“交易清淡”，不一定能在5天内买入或卖出，可是林奇认为，做股票就等于找对象，易于离婚不是好理由。“如果你一开始就作出了明智的选择，就不要想着。而如果不是这样，无论如何你都会一团糟。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流动性都不会将你从痛苦和磨难中拯救出来，并且很可能因此而失去一大笔钱。”
林奇以七十年代初的大热门股宝丽来（相机）为例，它在1973年一年内就损失了90%的市值。宝丽来是家大公司，流动性很好，谁都有把握在短内出售大量股票，而且它下跌了3年，任何人都有机会离场，但为什么最后还是有几个专业投资人士没有离场呢？
到了80年代末，汽车股露出败象，1987年，林奇减少了汽车股的仓位，到了1991年，汽车股票从它们前期高点下落50%之多。由于中国汽车股在2003年和2004年经历了大喜大悲的日子，林奇的这些经验教训值得wǒ men汲取。
看好中国汽车股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它也会重复中国彩电在90年代中期的故事，产品持续产畅两旺，在中国形成巨大的消费市场。如果wǒ men仔细捉摸林奇下面的一番话，可能犯的错误会小些：
“经常被误认为是蓝筹股的汽车类上市公司是典型的周期性股票。买入一家汽车类股票并把它捂在手里25年，就像是飞跃阿尔卑斯山一样，你可能会从中获得收益，但无法像登山者那样享受到全部上上下下的乐趣”。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汽车股不是消费类股票，不是家电股，它是典型的周期性股票。
由于2003年和2004年也是中国周期性股票大行其道、又因宏观调控而分崩离析的阶段，所以，wǒ men对刚远去的经历并不陌生。又由于中国主流投资界“国际化估值”理论，对于市盈率异常重视，觉得低于市盈率的周期性股票很安全。事实上，周期性股票的市盈率并非越低越好。林奇对此深有体会：“当一家周期性公司的市盈率很低时，那常常是一个繁荣期到头的信号。迟钝的投资者仍然抱着他们的周期性股票，以为行业依然景气，公司仍然保持高收益，但这一切转瞬即变。精明的投资者已经抛售这些股票，以避免大祸。”、“当一大群人开始抛售某只股票时，价格只可能往一个方向走。股价一下降，市盈率也随之下降，使这些周期性股票看起来比以前更有吸引力，但这只是一种将让你付出昂贵代价的错觉。不久，经济就会陷入停滞，周期性公司的收益会出现惊人的下降。在更多的投资者急于脱手股票时，股价将急落直下。在市盈率很低的时候买入收益已经增长了好几年的周期性股票，是短期内减少你一半资产的有效办法。
林奇的最后一句话道出了许多投资周期性股票的中国人近一年来的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