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笃信天命，其实是给自己树立一个敬畏的标杆。敬天命，则使人小心翼翼，不敢疏忽，不敢张狂。
天人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中的核心观念。
三才者，天地人。看起来，天与人是平等的。然而，中国古代经典中无不表现出人对天的敬畏。所谓“天”，范围不只是自然而已。
古代关于天人关系的思考，不管是人合于天，还是天人合一，都基于“天命”的思考。
“命”、“天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深藏在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曾国藩是一个笃信天命的人，他自创了一套完整的“天人关系”学说。
“凡成功一事，必分一半功于天。”在曾国藩看来，他的“军功章”里有自己的一半，另一半属于天。
“事功之成否，人力居其三，天命居其七。”把事功“三七开”，天命的因素居大半，可见，天命在曾国藩心里的分量。
然而，曾国藩笃信天命，却从不认命。
“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辈但当尽人力之所能为。”
“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往往积劳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吾兄弟但从积劳二字上着力，成名二字则不必问及，享福二字更不必问及矣。”
“小心安命，埋头任事。”
“成败听之于天，毁誉听之于人，惟在已之规模气象，则我有可以自主者。”
“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做圣贤，全由自己做主，不与天命相关涉。”
“穷通由天做主，予夺由人做主；业之精与不精，则由我做主。”
前半句讲天（命），后半句指人。他的笃信天命、敬畏天命，其落脚点却还是在人，在于自己的支配权。我称之为“天人支配权”。
曾国藩认为，上天的意思究竟如何，wǒ men不知道，wǒ men竭力去做就是了，成败不复计较，人还是可以自己把握人生的。天人关系中的支配权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才是权力。
曾国藩笃信天命，其实是给自己树立一个敬畏的标杆。敬天命，则使人小心翼翼，不敢疏忽，不敢张狂。
人是要有所敬畏的，真正一个人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就会失去一切道德的、道义的、法律的制约，就会“秃子打伞无法无天”。历史上，wǒ men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其最终的苦果，wǒ men早就尝过了。
这敬畏，包括敬畏师长、敬畏领导、敬畏朋友、敬畏下属，其实都是在天命的范围之内。因为师长、领导、朋友、下属都是天赋予人的存在的条件。
笃信天命的曾国藩始终是一个积极面对人生的人，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
曾国藩早年在京城做官，也并非一帆风顺，他也坐过十年的冷板凳。后来出任湘军统帅，将近十年的时间内无职无权，一个地方实职等了七八年。但是，他绝不有怀才不遇感，也绝不怨天尤人。“怨天则天必不许，尤人则人必不服。”他的话堪称至理名言。因此，他又说：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这句话早已家喻户晓，内中含义自不必多说。
由敬畏天命而引发了曾国藩的自概之道：
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设法先自概之。
自概之道云何？亦不外清、慎、勤三字而已。吾近将清字改为廉字，慎字改为谦字，勤字改为劳字，尤为明浅，确有可下手之处。……以后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银回家，不多赠亲族，此廉字工夫也。
谦之存诸中者不可知，其着于外者，约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语，曰书函，曰仆从属员。……每日临睡之时，默数本日劳心者几件，劳力者几件，则知宣勤王事之处无多，更竭诚以图之，此劳字工夫也。
人不概之天概之，天命的威力是巨大的，无乎不在的。与其让天来概，还不如自概。自概就是天之权拿来作人之权。这就是曾国藩自修之道的心理依据。
否则就是代天主张。
曾国藩的修身之法、做人之道、处世之方都建基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