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医生还应具有智慧，以特殊的方式认可患者的痛苦，……在我看来，这是医生和患者共同的道德核心。这种共同美德，不是费用/受益恒等，或者经济实力能够获得的。所以，把医生-患者的关系商品化为金钱交易，就无法解释医生-患者关系的这一方面。宁可说，这是医生和患者给对方的礼物。 ----阿瑟·克莱曼
2、生物学医生也知道，他们助长了疑病症问题，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表现得似乎永远不可能完全否认，患者的症状是隐藏的生物性病变引起的。没完没了地怀疑检查和检验是否彻底，是否需要下一个，是医生作为医学侦探的职业怀疑主义的一部分。因此，疑病症患者的怀疑恰恰是医生的怀疑的补充。医生心里明白，尽管试图说服疑病症患者接受否定的结论，他们自己却从未完全确定患者没有疾病。 ----阿瑟·克莱曼
3、症状的第一层意义隐含着社会公认的关于身体和自我、两者彼此关系的知识，以及它们与wǒ men私密生活关系的认识。 ----阿瑟·克莱曼
4、通过具体的价值观，社会控制被内在化，政治形态被物化，成为肉体的感觉和生理的需要。 ----阿瑟·克莱曼
5、格雷格里·贝特森关于社会关系的双重束缚理论，描述医护人员对重症病人提出的相互冲突的要求：首先要独立，不要消极和依赖，要积极参与你的治疗；但是，当你的病情恶化时，就要顺从地把自己交给wǒ men，wǒ men则会因为你所做的或没能做到的事，而怪罪你加重了你自己的病情。这种双重束缚可以误导患者，使他们产生负罪感。这种做法干扰了有效的医疗措施，长此以往，还会使患者和他们的家人心灰意懒，因而导致久治不愈，遥遥无期。 ----阿瑟·克莱曼
6、诊断系统的目的是要通过公认的模式引导疾病的治疗。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各种类型的个人的完美代表，或者是处理他们生活问题的指导。 ----阿瑟·克莱曼
7、疑病症患者持续的恐惧并非基于幻想的确定性，而是基于持久怀疑的深深不确定性。他既不能确信自己，也不能确信疾病不存在的临床诊断。 ----阿瑟·克莱曼
8、毋庸赘言，在现代美国中产阶级中，很大一部分妇女生活在各种压力下。一方面，社会文化期待她们发挥个人的潜力。在表层上，这常常意味着她们应该有自己的事业，或至少有份家庭以外的工作；在更深的个人层面上，这一社会观念必定要求人们去追求真实的自我意识，以及它的表现（所谓的自我实现）。近几十年来，美国文化中，这意见被强调为个人道德的核心要求。这一期待也是消费社会里流行的商业理念的基础，但如果把它看作是电视广告的虚构故事，那就错了。这是社会极力向儿童传播的文化要旨－－它引导他们的内心发展，影响他们内在世界的变化。对成年人，它指导他们对自己和别人的身份地位的评价：“尽你所能，不枉此生。”这成了wǒ men每个人内在化了的信条，并不知不觉地把它运用于自己的周围环境，以致 ----阿瑟·克莱曼
9、医生对患者和家属的解释模式的忽视，可能标志着对患者的不尊重，也可能表示对非主流观念的傲慢，不把心理学看作是与医疗相关的一个方面。这种明显的轻视会阻碍医患关系，还会损害医疗服务的沟通基础。 ----阿瑟·克莱曼
10、但那只是治疗的技能方面，我觉得人性方面才是真正重要的。它更艰难也更有益，这是作为一个医治者的特权。深入患者的世界，倾听他们的苦痛，帮助他们弄清楚他们痛苦的意义，协助他们应对疾病的重担——所有这些使我的工作变得有价值。 ----阿瑟·克莱曼
11、疾痛问题，作为人类的苦难经验向病人和相关的社会群体提出了两个基本问题：为什么偏偏是我？（挫折和困惑的问题）wǒ men能做些什么？（处理和控制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几乎所有文化的治愈观，比如宗教和道德的治愈观，都是将病人和他们周围的人引向对挫折和困惑问题的关注，而现代生物医学的狭窄视野却回避苦难的这方面问题，一如它只医疾病，不闻疾痛。于是，作为对病人及其相关人群的挫折的回应，临床医生们只好努力地超越生物医学的限制，引进其他的理论模型，扩充他们的专业框架——比如，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或者与身心相关的医学模式——抑或，他们也同他们的患者一样，采取某种共通的道德观点，或者某种宗教观念来应对这方面的问题。 ----阿瑟·克莱曼
12、弗洛伊德的巨大贡献就在于，他使医学界认可了用患者的履历和人际关系的背景来解读疾病，承认这是医护工作者的正当技巧之一。在弗洛伊德和他的追随者们看来，要完全地诠释疾痛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发生在厨房里、办公室里和学校里的事，也都不是不能被忽视的。……（医务工作者们）要建立一种新的普通医护语言，它能够解读疾痛与深层个人隐私的联系。健康专业人员的任务不在于大肆搜寻患者内心深处的秘密，而在于帮助慢性病患者和他们周围的人，与他们一起面对疾痛现实——也就是接受、控制和改变这些出现在他们生活中和治疗中的个人问题和意义。我认为，这其实是所谓赋予患者力量的实质。 ----阿瑟·克莱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