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0月8日，在生活数年的新西兰激流岛上，谢烨遭到丈夫顾城的袭击，几小时后不治而去。顾城也在袭击谢烨后自缢而死。
二十七年来，这一事件在公众视野中反复出现，回忆与评论却往往围绕顾城，谢烨则仿佛成为顾城天才诗人形象的负担或尾缀。而谢烨经历的暴力，以及此前受到的家庭暴力与性别剥削则在这样的叙述中被淡化。
本文转自“后生价值”
撰写|元十雨
01.
寻找谢烨
关注中文诗歌的读者，多少或曾听闻谢烨的名字，尽管首先想起的也许不是她的诗。谢烨幼名张红，出生于1958年，写诗也写散文，然而她最为人知的身份是诗人顾城的妻子。1979年，谢烨与顾城在火车上结识，几年后在上海结婚。1988年，两人出国后在一座名叫激流岛的新西兰小岛买下一栋失修的小屋，从此定居于此。在岛上 ，谢烨诞下与顾城的儿子小木耳，她有许多真挚优美的散文即是为小木耳所作。
这个被许多人视为童话的故事，却在不久之后破灭。1993年10月8日，谢烨被顾城重伤，几小时后不幸去世，顾城亦在打伤谢烨之后自缢而亡。这件事震动了当时的文化界，二十余年间，在媒体上，在诗人或文化界人士的散文、随笔、回忆中一再被提及。
▲谢烨（1958.7.4-1993.10.8），曾用名张红，父亲面包张生同，母亲谢文娥。1961年，张生同因“政治不清白”被调离北京，1970年受到政治审查被迫离婚，从此母亲谢文娥独力抚养谢烨与弟弟长大，谢烨改从母姓。八十年代之前谢烨即已开始写诗，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收入多种诗歌选本；1985年获全国首届青年电影评论奖。著有散文《你叫小木耳》等，短篇小说《新姐》《扁猪》等。与顾城合著《英儿》。（参见朱小平、姜娜《朦胧的死亡》）
当恶性暴力事件出现在公众面前时，wǒ men往往缅怀和哀悼遇难者，追忆其留给世人的回忆，关心其家人朋友的状况。然而谢烨罹难之后，人们的缅怀和追忆却集中于顾城而非谢烨。大多数回忆文章由顾城在文化界的朋友撰写，带着柔光滤镜追忆他的生前，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塑造一种浪漫化的诗人形象，以“天才”、“童话诗人”、“孩童般天真”等语言将之塑造为一个神话。
相形之下，顾城对谢烨的暴力伤害则仿佛退居一个次要的位置，人们或含糊其辞、避重就轻，或将其视为异于常人的天才所付出的代价，而且常常将顾城的自杀与谢烨的罹难混为一谈。谢烨的生命在这样的叙事下沦为顾城天才的注脚，鲜少有与她和顾城相识的人从她的角度书写回忆。
▲在搜索引擎搜索“顾城”或“谢烨”，出现有“天才与疯子”“诗意的巨婴”“爱情像童话”“爱到极致就要死”“诗是他的水”等塑造天才神话与爱情神话的语句；亦有认为谢烨“虚荣”、“完美主义”等谴责受害者倾向的评价，或是认为谢烨“过于大度”或“另有隐情”，将原因指向谢烨的性格。
▲上图分别来自钟文《一个本真诗人无法逃避的悲剧》、大仙《顾城是一座孤城》、陈力川《“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忆顾城与谢烨》，皆收录于北岛编选的纪念文集《鱼乐·忆顾城》。在诗人以及文艺界人士的追忆文章中，常常出现将诗人、“天才”浪漫化和神话化的倾向。这些论述常常混淆“生命”“死亡”的抽象概念与具体的暴力事件，同时模糊自杀与遇害的区别，且常有一种将自杀浪漫化的倾向。通过这样的模糊化处理，顾城天才诗人的形象与袭击谢烨的行为似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合。然而，谢烨遭遇的暴力却在这样的模糊化处理中被淡化了。这些处理皆围绕顾城，而无助于体会和理解谢烨的遭际。
正视顾城对谢烨的伤害并非忽视人性的复杂面向，亦非停留在对于顾城的道德谴责。
实际上，从顾城对谢烨作为一个“理想伴侣”的期待，到现实生活中对谢烨衣着的审查，再到要求她辍学、辞职，直到后来对谢烨的家庭暴力，每一步都得到社会的默许：人们似乎默认天才诗人的妻子放弃自身的职业发展为丈夫付出是应有之义，甚至谢烨自己也内化了这样的期待。
wǒ men需要把焦点从顾城移回谢烨。本文首先还原谢烨遭受家庭暴力的经历，之后将引入性别视角，重新看见谢烨的处境。在事实还原部分，本文将以三份一手文献为主要依据：谢烨与顾城在新西兰的好友安妮·玛丽·布莱迪（anne-marie brady）发表于1997年的英文回忆和评论文章《死于流途：顾城和谢烨的生与死》（dead in exile：the life and death of gu cheng and xie ye）；顾城姐姐顾乡的文章《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以及1994年谢烨母亲的访谈。
02.
谢烨经历的家庭暴力：曾被勒颈和推下楼梯，儿子被迫送养
近两年，网上流传一篇题为《诗人顾城和谢烨之死的真相》的文章，声称“揭秘顾谢之死的真相”，认为谢烨“死于猝发的意外事件”。这篇文章是2018年7月14日在《顾城海外遗集》一场图书营销活动上的对谈记录，提出这一观点的是编辑、作家岳建一。
然而细看文章，wǒ men会发现岳提出的证据——比如谢烨不是被顾城斧劈致死，而是「重击之下……头部磕地造成内出血（而死）」——并没有相应的历史依据，这很可能只是讲者的猜测。
然而根据顾城的姐姐顾乡的记述，1993年10月8日，顾城自杀前曾亲口对她说“我把谢烨打了”。在顾乡的记述中，wǒ men仅知谢烨被发现时面目模糊，致命伤则是头上一处伤口。而无论顾城「重击」谢烨的工具是什么，谢烨之死是由顾城的袭击所导致，这一点无可回避。
▲2018年7月14日，《顾城海外遗集》辑录者荣挺进、评论家解玺璋、作家岳建一（右二）、金城出版社总编辑潘涛在“新书界读书会”上为新出版的《半梦·顾城海外遗集散文卷》做活动。
在此次冲突之前，顾城就对谢烨和儿子木耳实施过严重的家庭暴力。谢顾二人的儿子木耳就是在新西兰的激流岛上出生的。根据谢烨与顾城在新西兰的好友布莱迪的记述，当1991年布莱迪从北京一个学术项目回到奥克兰时，木耳已经不再和谢烨、顾城一起生活，而是被寄养在邻居家，一位当地的毛利女人玻格（poko）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照看他。
顾城对布莱迪承认他有时会控制不住对儿子的暴力倾向，因此把儿子送走。顾乡在《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中也对顾城的暴行有过记录：
“（谢烨对顾城说）‘我能相信你吗？’（谢）烨激愤得满脸是泪：‘你踢三木（即木耳）那一脚我能忘记吗？你也说过谁做三木父亲都比你强！’”
▲安妮-玛丽·布莱迪（anne-marie brady），在奥克兰大学取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89年因修读顾城授课的中文会话课结识顾城，又因为对中国和诗歌的兴趣与谢顾二人成为好友。相比与顾城和谢烨生疏多年的顾乡，布莱迪与新西兰生活期间的二人联系更为紧密。一手经验加上学术写作一般的精确和审慎，使得她所记述的顾城与谢烨之死《死于流途》一文极具参考价值。布莱迪现为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教授。
1992年，谢烨和顾城赴柏林参加一个文化交流项目。木耳没有跟去，而是由邻居玻格照看，为此谢烨极度忧虑沮丧。一方面，谢烨与布莱迪都觉得顾城想要就这样抛下孩子。另一方面，邻居玻格正向政府申请获得木耳的法定监护权，谢烨担心再也见不到孩子。交煎之下，谢烨十分无助，私下里她常常说“没有人能帮我”。
▲谢烨与李英。顾谢二人结婚期间，顾城有另一位亲密关系伴侣叫做李英。在谢烨与顾城出国之前，李英就已经与谢烨、顾城结识；谢顾二人定居激流岛后，在谢烨的帮助下，李英取得出国的证件，来到激流岛与二人一同生活。谢烨在结婚期间也有一位名叫作大渝的亲密对象，详可见布莱迪的文章。因本文关注点在于顾城对谢烨的家庭暴力，因此这部分内容从略。
顾城的另一位亲密伴侣李英对谢烨的困境有相似的描述：顾城一天晚上毫无缘由地把小木耳踢到地板上，谢烨不得已安抚顾城，说第二天就把木耳送走。那晚谢烨哭了一夜，和孩子共度了最后一个夜晚。后来，玻格取得了木耳的法定监护权，
对于谢烨来说，孩子一直是她的心病。
▲谢烨与儿子木耳（也叫三木，英文名sam）。
1993年9月底，距离悲剧发生时日不多之际，谢烨和顾城回到岛上。刚回来的那几天，布莱迪几乎天天和他们通电话。谢烨向她哭诉顾城在柏林有一次几乎要将她勒死。回到岛上后，顾城甚至不允许她离开自己的视线，连她上厕所顾城也会跟着。而在谢烨向布莱迪哭诉时，顾城就在谢烨旁边，他甚至接过电话确认了谢烨的话，并说担心谢烨会离开他。
谢烨在柏林遭受的暴力，在德国汉学家顾彬的文章中也得到了印证。在收录于《鱼乐：忆顾城》文集的《〈片段〉补记——顾城二三事》中，相比于文集中大多数作者对顾城的缅怀，顾彬的笔墨集中于对谢烨罹难的悼怀与对其遭受家庭暴力的痛心。文章引用曾在德国接待过谢烨和顾城的伯尔基金会负责人的信件，并附上顾彬自己与负责人在1995年的一次谈话记录，其中有如下内容：“（顾城）以前也曾打过（谢烨），这一点谢烨对她的女邻居承认过。一位罗马尼亚女画家把她带去了医院。”
八月中顾城和谢烨从克罗茨伯格迁到艾弗尔。还没过一周，顾城就在8月23日虐待了谢烨。“她进了医院。”几年后，顾彬在与基金会的路德维希女士见面时，又提到“他曾经把她推下楼梯。因为不能离开她，他又和她一起去了医院。”
▲顾彬（wolfgang kubin），德国汉学家，与中国诗歌界有广泛交往。1992-1993年顾城与谢烨参加文化交流项目赴德国访问时，与顾彬多有见面，顾彬眼中的谢烨始终是温暖的、微笑的，他后来才知道顾城对谢烨的虐待。1993年顾彬在悼文中写道：“谢烨留下了一个沉重负担：去亲近那些人世间的弱者，既不要被表面的热情也不要被一个微笑所迷惑。”
在顾乡9月26日的记述中，也提到过谢烨关于顾城家暴的哭诉：
“顾城后来又一次走出去时，烨泪水盈眶面向我说：‘你知道吗？他掐了我，他对我好耶，没把我掐死。’什么？！我眼睛直了，嘴巴抖了几下，发不出声音；没法儿想象，没法儿相信，顾城到底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烨按着脖颈继续说：‘我这儿好久都有个紫印儿，脖子是硬的，见艾蓓时都不能动。’”
布莱迪和谢烨自己都意识到了谢烨的危险处境，因为谁也不能保证顾城不再给她带来人身伤害。布莱迪尝试说服谢烨离开顾城，去她那里暂避，但谢烨不想撇下木耳。然而，由于当时木耳处于玻格的法定监护之下，她暂时无法把他带走，所以最后她还是拒绝了布莱迪的建议。
▲顾城与谢烨在激流岛的故居，取自纪录片《流亡的顾城》。虽没有史料对谢顾二人婚后的财产状况予以记录，但依照本文参考资料中的各种细节推测，谢顾当时买下这栋房子的钱应该属二人同有。但无论是影视记录，还是一众旅游平台，只称这座房子为「顾城故居」，谢烨则被隐去了身形。
1993年，在他们回到激流岛一周后的早晨，布莱迪给顾城打电话问候。聊了一会儿后，顾城去找谢烨接电话，却发现她不见了。谢烨的钱包、护照以及他们的车也不见了。顾城怀疑谢烨“逃跑”，匆忙挂断电话。一小时后，顾城在木耳的学校打回电话，他在那里发现谢烨正试图带走木耳。但由于谢烨不是木耳的法定监护人，所以遭到校长阻拦。
顾城在学校打电话给布莱迪，希望布莱迪把他的意思翻译给校长，他说他爱儿子，不希望谢烨把孩子带走。然而，在布莱迪看来，顾城对儿子态度的转变是在谢顾二人离世前几个月才突然发生，在那之前的几年里，他对儿子一直十分抗拒。两人的矛盾愈演愈烈，在谢烨和顾城的强烈要求下，布莱迪搭上最快的一班轮渡前往激流岛。
在顾乡1993年10月1日的记述中，也提到了这次通话和之后的事情，正好可以参照来读。顾乡无法理解谢烨为什么突然想带儿子离开。顾乡的茫然，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她无法相信自己的弟弟确实对谢烨的人身安全产生了威胁。
一直以来顾乡尊重甚至崇拜谢烨，她在《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中的记述也诚实地没有回避谢烨向她控诉顾城掐自己、跟踪自己以及踢儿子的行径；但在回忆的后半部分，顾乡似乎不断暗示自己去寻找谢烨不完美的线索，试图说服自己谢烨有可能欺骗了顾城。她也许隐然希望证明的是，谢烨和李英伤害了顾城清澈脆弱的心并将他逼入绝境，甚至几乎要相信顾城说的「谢烨盼着他死」、「他以死迎合谢烨」的说法。尽管事实正好相反，不是谢烨逼死顾城，而是顾城虐待谢烨。
▲顾城一家。中间的女孩是姐姐顾乡。
顾乡拒绝接受顾城的暗面，也因此无法理解谢烨为什么这时候跑出去试图带走孩子、为什么当顾城在学校找到谢烨时谢烨会泪流满面、以及为什么谢烨如此精神紧张；然而，当wǒ men考虑到顾城跟踪、监视、勒颈、将谢烨推下楼梯以及踢打儿子的行为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件时，谢烨的这些表现实在没有什么奇怪。无论谢烨与顾城有何争执，无论顾城如何天真，都不改变这些行为属于家庭暴力的性质。
然而，参照读布莱迪的记述，wǒ men会发现谢烨当时极有可能确已置身于危险之中，谢烨趁顾城打电话的时机，驾车离开了学校。或许此时的谢烨心中，不安已经开始弥散。
布莱迪及时赶到。见到顾城与谢烨后，二人容貌的变化令布莱迪震惊。35岁的谢烨一改以前容光焕发的模样，脸上布满皱纹，头发变成了灰白色；顾城看起来像萎缩了一样。布莱迪整个周末都与他们交谈，倾听他们讲述离开激流岛以来的事情，也运用自己几年前学习过的心理咨询技巧对二人进行疏导。
布莱迪的调解似乎很有效，在她周日下午离开的时候，二人看上去都恢复了冷静。顾城之前抓狂是因为觉得没有人爱他，也许更要命的是，他意识到自己离开谢烨就无法生活。他不会开车，不会打字，一直拒绝学英语，一切与外界的沟通全靠谢烨；他的文字，也是依靠谢烨的打字、整理、投稿才得以面世。
在布莱迪的调解下，二人达成尽快离婚的共识，谢烨还同意教会顾城开车，并同意继续帮顾城打字。顾乡关于最后十四天的记述显示，那段时间谢烨也在教顾城打字，看上去他们那时已在为离婚做准备。离婚之后，顾城打算和姐姐顾乡一起生活，谢烨则计划留在原来的房子里。危机看似已经过去，二人看起来放松又平静，还与布莱迪拥抱告别。然而布莱迪始终感到不安，接下去的一周，她用学习缓解焦虑，整整一周没有与二人通话。
1993年10月9日，布莱迪像往常一样去办公室时，电话忽然响起。是警察打来的。他们请求布莱迪协助辨认两具尸体。
03.
性别视角下的重新检视
在「诗人神话」与「爱情话语」的掩盖下，是谢烨不被看见的家务劳动、情感劳动、翻译与外联方面的工作。谢烨作为恋人与妻子，在顾城的要求下辞职辍学，一方面需要扮演顾城欲望投射下的理想化女性，另一方面又承担着母亲对儿童一般的生活照料者角色，同时还肩负着为顾城誊抄诗稿和文稿、联络交流访问活动，以及翻译沟通的工作。顾城认为女性最理想的状态是“无所事事”，他因此把谢烨留在家里；然而，“无所事事”与他所需要的照料者的角色，本就是矛盾的。谢烨母亲谢文娥这样讲述：
“他和谢烨婚后一年，住在武夷路的一间私房里。他自己没有工作，还要谢烨辞职，还竭力阻止谢烨去读书。谢烨下班回家，经常是热水瓶被砸碎，钢精锅被踩扁，墨汁溅得墙上斑斑点点，满地的碎玻璃片，无法立足。最后她不得不停止了工作，辍了学，呆在家里给顾城当私人秘书和保姆。在顾城和她结婚后的日子里，所有的生活担子都落在谢烨身上。她为他抄稿，改错别字，当外文翻译。顾城一点外语也不会，又不肯学，出国后问路都不会，里里外外都要她操心安排。她在给我的信中常常诉说∶‘太累了！太累了！实在太累了！’”（《华联时报》1994年3月4日）
“他根本就不让我的烨儿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生活。他们一结了婚，他就不让她去上班，不许她继续到电大上学，要她一天到晚只陪着他。我曾经去劝烨儿上学，他竟然将手里的一碗面条兜头砸到我的头上。那一天，我就亲耳听到他狂吼乱叫过: ` 我要杀人l 我要杀人！’ 我的烨儿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保姆、佣人、管家、秘书、翻译、司机、带路的导向而已……”（王晓玉《谢烨母亲谢文娥的痛诉》，收于《文学报》1994年一月刊）
▲与母亲谢文娥在一起的谢烨。谢烨之父在讲究阶级成分的年代中受到牵连，被迫离婚；谢文娥一边上班做卫生员，一边独自抚养谢烨与谢烨之弟成人。谢文娥见到女儿与顾城的相处模式，担忧女儿的处境，当年很不赞同女儿与顾城结婚。
▲王晓玉，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与谢烨、顾城皆不相识。曾写过一篇千字短文《我为谢烨一哭》（笔者未能找到此文）。谢烨母亲偶然看到了这篇文章，主动辗转联系到王晓玉。王晓玉收到谢母联系，前去拜访谢文娥，后写出了《谢烨母亲谢文娥的痛诉——那斧头，天天砍我的心》一文，于1994年发表在《文学报》上。从笔者搜索的资料来看，《我为谢烨一哭》与《谢烨母亲谢文娥的痛诉》这两篇文章可能是谢烨罹难后目前仅见的从受害者家属角度出发的文章。
评论家钟文曾记录过谢烨讲起的一件小事：
“比如我去外面打工，让他（顾城）到了饭点给小木耳喂我调好的奶糕，如果我下班回来晚了，他竟然可以吃掉我给儿子准备的奶糕。”而钟[i3] 给她的建议竟是“小谢，你当初嫁给他时，就应该知道，他本来就是这样一个大孩子，永远不会长大，生理上会长大，但心理上不会长大，所以才能写诗。”
这里的“不会长大”关涉双重含义，一方面牵连到文学界一直存在的对“童话诗人”、“少年天才”的浪漫想象，另一方面则指：这类“天才”都像孩子一样需要一个母亲式的照料者。钟文言下之意，顾城作为诗人的才能是以生活能力为代价换来的，而谢烨应当包容顾城并且承担照料其生活的操劳。于是夫妻二人本应共同承担的育儿职责被转嫁给谢烨一人，同时还把本应分担职责的顾城指为应当由谢烨照料的另一个孩子。
社会对家庭性别分工的不同期待在这里显露无疑：女性往往被期待承担照料者的角色，男性则可以专注于智性领域的“创造”，把杂事丢给妻子。这样的组合在文化艺术领域并不鲜见，相反，wǒ men很少听说有女性可以以创作为理由把其他事务一概丢给丈夫或男性伴侣，走入异性恋婚姻的女性用于创作的时间往往被育儿与无尽的家务消耗。
日常生活中，谢烨也面对着十分典型的父权社会对女性的苛刻期待。除了前文提及的家务劳动与情感劳动的不平等分配，一些细节也能令wǒ men窥见亲密关系中屡见不鲜的厌女症候。
女诗人舒婷的文章《舒婷忆顾城》和《灯光转暗，你在何方》曾记录顾城对谢烨衣着的审查。顾城曾因谢烨和朋友们一起游泳时穿泳装而脸色阴沉，谢烨由于顾忌顾城还要在泳衣里加穿内衣。谢烨在外的衣服顾城都要审过，而且由于顾忌顾城，不戴任何饰品。甚至因为顾城希望谢烨保持初恋时候的两条长辫子，谢烨一直不能剪烫。褪去文学修辞的光环，谢烨的经历可谓男性凝视下女性“穿衣不自由”的一个升级版本。然而相比起迫于顾城的压力辞职、辍学，以及后来被迫送走儿子甚至遭受家庭暴力和对生命的褫夺，“穿衣不自由”对于谢烨来说，只是她遭受过的性别暴力中一个小小的侧影。
▲谢烨、顾城和舒婷。舒婷与顾城、北岛等人一同被视为八十年代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与顾城、谢烨相识多年。
如果说谢烨生前在家务、情感和才能上为顾城所剥削，身后她的名字被附注在以顾城为中心的公共回忆里，这是否可算作另一种剥削？顾城从发表寥寥到声名籍籍，十多年间的文字几乎都经由她手整理而成，汉学家顾彬在文章中写道：“他（顾城）是通过她（谢烨）才学会讲话的，他的言说还有他的书写都归功于她：她帮他校正初稿、抄录，将作品变成了以他的名字发表的形式。每部作品都有她的劳动。”
作家王安忆回忆1992年与谢烨的会面说，“那时候，谢烨开始尝试写作小说，以前，她写的是诗，也是一个诗人。因为是顾城的妻子，就算不上诗人似的。”谢烨写下她的诗、散文与小说，署下她的名字，wǒ men却把它挂在顾城的脚注中。她的文字从未单独出版，或许至多夹附于顾城文集的后面。遇难之后，谢烨的声音与视角更是在对顾城的浪漫化追忆中被淹没。“顾城从肉体上消灭了谢烨，顾城后面的人在努力地从舆论上抹去她”，倾听谢烨母亲倾诉的王晓玉如是说。
缅怀顾城的人们未必有意遮掩罪行，相反他们也许怀着善意，希望理解顾城作为人的立体性与丰富性，而非将之扁平化为杀妻嫌疑人。但在理解顾城之前，wǒ men何曾以同样的努力，尝试理解谢烨处在人身威胁阴影下的不安？何曾怀着同样的兴趣，了解她丰富鲜活的一生？摘下神话滤镜，尝试看见罹难者的处境，是wǒ men对谢烨最起码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