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学明:王守仁的下贱、伪善与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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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6年,34岁的明朝兵部主事王守仁(即王阳明)被正德皇帝廷杖40,就是当众脱去官袍,扒下裤子,露出屁股,打40大板。
廷杖是明朝皇帝惩罚、羞辱臣下的刑罚,受刑者不仅吃皮肉之苦,也受到极度羞辱。王守仁相当于国防部司局级干部,也是高级知识分子,被当众脱下裤子打板子,是奇耻大辱。
还好,王守仁没有被打死。正德皇帝几年后一次杖毙了11个大臣;正德皇帝的堂弟嘉靖皇帝更甚,在“议礼之争”中一次杖毙17个大臣。
王守仁为什么受杖刑?御史大夫戴铣等人上疏议论时政被关进了监狱,王守仁上疏替戴铣说情,结果获罪受刑。
廷杖之后,王守仁被贬到贵阳附近的龙场做驿丞,从司局级干部贬为股级干部,担任边远地区一个小小的官办招待所兼邮局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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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旨廷杖王守仁的正德皇帝朱厚照那一年15岁,即皇帝大位第二年。由于年龄还小,朝廷大权掌握在宦官刘瑾手里。
宦官之恶实质上是权力无限的皇权专制制度之恶。在权力没有任何有效约束的制度下,接近权力中心的人,都可能擅权作恶,包括宦官、外戚;包括军事将领,如朱厚照后来宠信的江彬;包括知识分子,如后来嘉靖皇帝时期的严嵩等。宦官、外戚和奸佞之臣所做的恶,其实是皇权之恶的一个部分或一种形态。
即使没有刘瑾等宦官作恶,朱厚照也是个非常坏的皇帝。比商纣王还坏,比罗马帝国恶皇帝尼禄还坏。
朱厚照当上皇帝后,与刘瑾等8位宦官(号称8虎)每日游玩,击球走马,打猎看戏,夜以继日。还在宫内建了专用于淫乐的“豹房”。由于耽于玩乐,章疏多由刘瑾决断。就像明朝末年天启皇帝朱由校喜欢做木匠活,朝政交给魏忠贤打理一样。朱厚照还任命宦官邱聚和谷大用分别负责东厂西厂,搞特务治国。
朱厚照视朝臣为奴仆,随意处罚,或罢官或杖刑或处死。在杖刑王守仁的第二年,把53位大臣列为奸党;第3年,出现揭发刘瑾的帖子,朱厚照任由刘瑾发淫威,大热天罚百官跪在太阳底下,晒死3人。下狱300人。
由于骄奢淫逸,朝廷支出大增,钱不够花就横征暴敛。
1507年,为增加收入,开浙江、福建、四川银矿。浙江银矿的矿脉已绝,还强令年进2万两银子。
1509年,派官员清理屯田,故意虚增田数,加重农民负担。
1512年,扩建“豹房”。
1514年,为修建皇宫,派官员到四川、湖广,加赋百万两。
1517年,朱厚照出宫,到大同一带游玩,强索民女。由于后勤物资准备不足,随行护卫就强拆民房取木材当柴火。
1518年,朱厚照又到大同、宣府一带,掠数车民女作乐。一些民女羞愤而死。
1519年,朱厚照还要出京,群臣劝谏,结果被杖毙11人,受伤数十人。
1521年,30岁的朱厚照死于“豹房”。
商纣王残暴,杀死了劝谏的叔叔比干,而朱厚照一次杖毙劝谏的大臣11人;商纣王好色,不过宠爱妲己,还没有到朱厚照去民居抢掠民女的程度;尼禄蛮横,扩建皇宫还不敢强拆民房,只能派人晚上去偷偷放火,朱厚照为了烧柴就可以强拆民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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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荒淫暴虐的邪恶皇帝自然激起人民的反抗。
按照孟子说法,杀商纣不算弑君,而是杀“一夫”。孟子还有话:君之视民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朱厚照在位期间,各地爆发了民众起义。
1507江西南部大帽山何积钦起义。
1508柳州壮族,江西王浩八、王钰五、陈福一起义。
1509四川东北多起起义,包括廖惠、蓝廷瑞、鄂本恕等。
1510,湖广杨清、邱仁等起义,河北文安刘六刘七起义,川北起义。
从1511年到1516年,四川、贵州、河北、山西、山东、江西、湖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湖南等地先后爆发起义或有起义军军活动。
1515年,传言皇帝要选宫女,民间争相嫁娶。
人们以各种方式反抗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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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年,王守仁被派到江西南部担任巡抚,镇压起义军。当年,他推出了著名的“十家牌法”,简单说,就是十户人家为一个单元,一家有犯,其他九家连坐。(“若事有可疑,即行报官,如或隐蔽事发,十家同罪”)。这是一个残暴的株连恶法。
推行“十家牌法”的当年,王守仁剿灭了詹师富、陈曰能、谢志山三支起义军。第二年又剿灭了浰头寨和九连山两支起义军。1528年,王阳明死于广西田州,这一年他还镇压了瑶族、壮族等3支起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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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说王守仁下贱,是因为他穷尽所能维护一个曾经让自己蒙受奇耻大辱的恶君、视民如土芥的荒淫残暴的“寇仇”的统治。
按儒家定义的君臣关系,应当是“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个关系尽管不对等,至少也包含交换的意思。而王守仁毫无做人的原则与尊严,君待臣以辱,待民以暴,臣仍事君以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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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1506年被贬到贵州龙场后,完善了儒家自宋以来形成的“心学”,提出了著名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学说,并从1509年开始收徒讲授心学。
王守仁的心学,强调了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与仁的关系,不认识的小孩子掉到井里,人们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是由于仁。王守仁甚至谈到人对鸟兽哀鸣草木摧折的不忍之心。王守仁还强调,“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明明德亲民,仁民爱物,皆是致良知。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的意思是,良知是知,致良知是行,必致良知与行事。
但是,在他维护强化暴政统治,对暴政的反抗者进行残酷镇压时,对无辜者株连连坐时,哪有什么恻隐之心,哪有什么良知,哪里是知行合一。说得好听,做得完全相反。王守仁是不仁之人,伪善之人。统治者给他个好脸,就屁颠颠地献媚。先不说这个制度是否该维护,为了朱厚照这个恶皇帝,这个寇仇,你就去屠杀反抗者,就去株连无辜?
所以,说王守仁伪善和残暴,一点都不冤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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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死后大约40年,在隆庆皇帝时被授予“文成”谥号,属于文臣中第二级别的死后待遇。王守仁在儒界的地位很高,被说成是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圣贤。
冯友兰在他的《中国哲学史》上把王守仁说成道德高尚的人,新儒家秋风在《国史纲目》中把王守仁说成明朝挺立的儒家代表人物。我搞不清楚冯友兰的道德标准是什么,把认打认辱全力维护皇权统治视为最高道德?我也搞不清楚秋风的挺立标准是什么,被极度羞辱后还肯为巩固皇权恶君卖力算作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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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讲王守仁维护“寇仇”镇压“土芥”的知行不一行为,但论王守仁的心学,也是有毒的xīn líng鸡汤。
旁观者清。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坂本太郎在《日本史》中谈到日本幕府时期心学盛行时总结到,心学对麻痹市民意识,使之满足于封建体制的束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