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文人多相轻，民国才女中的“顶级流量”——张爱玲与杨绛也不例外。
2016年杨绛逝世后，她的出版社老友钟叔河公布了与她来往的书信，其中一封写于2010年的书信谈及张爱玲时，杨绛如此写道：
我觉得你们都过高看待张爱玲了，我对她有偏见，我的外甥女和张同是圣玛利女校学生，我的外甥女说张爱玲死要出风头，故意奇装异服，想吸引人，但她相貌很难看，一脸‘花生米’，同学都看不起她。 我说句平心话，她的文笔不错，但意境卑下。她笔下的女人，都是性饥渴者……在我，汉奸是敌人，对汉奸概不宽容。'大东亚共荣圈’中人，wǒ men都看不入眼。
夏志清很看重张爱玲，但是他后来对钱锺书说，在美初见张爱玲，吓了一跳，她举止不自然，貌又可怕。现在捧她的人，把她美化得和她心目中的自己一样美了。我没有见过她。
言语之间，有对外貌着装的意见，对文笔风格的评判，也有对文学史地位的质疑，直白到让人大跌眼镜。
然而与此相对应的，80年代张爱玲看过杨绛的《干校六记》后，对这部作品评价颇高，不禁称赞：
“杨绛‘六记’真好，那么冲淡幽默，而有昏蒙怪异的别有天地非人间之感。”
两人的人生本无太多纠葛，为何互评态度截然不同？
其实，杨绛对张爱玲的“看不上眼”，自有其原因。
两人在时空上的唯一交集，是曾共同生活于40年代沦陷区的上海。
上海沦陷后，杨绛过得很不如意。
战时生计艰难，读书人工作更不好找，清华高材生的她只得去给上海郊区一所小学代课，因为学校每月会发三斗米。
一日乘电车过黄浦江去上课，乘客照例需全体起立“迎接”日本兵的检查，杨绛起身稍稍慢了些，一个士兵走到她面前，用食指在她颔下猛地一抬。
大家闺秀哪里受过这等委屈，杨绛顿时大怒，咬牙切齿地冲日本人喊道：
“岂有此理？！”
车上陷入死一般的沉寂。
同车厢的上海小市民个个惊慌失措，这年头，还敢有人吼日本人呐？
那日本士兵可能也被惊到了，在与杨绛面对面僵持一会儿后，反倒悻悻然下了车，走了。
等电车重新开动，躲过一劫的其他乘客纷纷上前数落杨绛：
“啊唷！啊唷！侬哪能格？发痴啦？”
杨绛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差点没闯大祸。
此时她一定想起了三姑母杨荫榆的悲惨遭遇：
四年前家乡苏州沦陷，日本人进驻城中作威作福。
作为先进知识分子的杨荫榆通晓日语，每每与士兵据理力争，因此遭人忌恨。
1938年元旦，两个日本兵把杨荫榆骗出家门，在一座桥上，一个士兵向她开了一枪，另一个随后将之抛入河中。看到杨荫榆还在水中游泳，竟又连着朝水里开几枪，残忍地将她杀害。
家族与侵略者有不共戴天之仇，而杨绛差点重蹈覆辙。
自此之后，她再也不敢乘坐电车。
除了代课之外，杨绛在上海沦陷时期谋过的生还有：给广东富商的女儿当家庭教师、当女校校长应付地痞瘪三、业余时间写剧本……
赚到的钱却总是不多，她会像上海弄堂里的妇人一样，抢紧俏的大米，把煤厂不要的煤末子“视为至宝”。
种种窘迫，大致如此。
杨绛落魄的时候，也是张爱玲最风光的时候。
1943年，在周瘦鹃力捧下，年仅23岁的张爱玲以《沉香屑·第一炉香》一举成名，此后“月月小说问世，篇篇震动文坛”，风头一时无两。
挣最多的稿费，买最华美的衣服，二十出头的张爱玲可能是上海滩最快乐的女人。
日伪政权下局势变幻莫测，前辈郑振铎、柯灵等人劝她稍且收敛锋芒，“不要良莠不齐地四处发表作品，以防中了某些政治圈套”。
谁料张爱玲大大方方回答，出名要趁早，不仅不收敛，反而催促出版社“趁热打铁”出版她的小说集。
众所周知，张爱玲是李鸿章后人，自小成长于一个逐渐没落的封建家族。母亲离婚后出走家庭，父亲与后母待她不好，经常受到打骂。
在一次逃离后，她搬去与母亲及姑姑同住，又在她们的帮助下赴香港大学读书，后来因战争中断学业返回上海，没钱继续读书，生活日益拮据的情况下才选择“卖文为生”。
家庭于杨绛而言是港湾和依靠，而对张爱玲来说，则是急于挣脱的黑洞。
童年阴影、亲情淡漠、窘迫缺钱，她人生中的不愉快大多来源于此，也因此形成天性冷淡、怀疑一切的性格。
与此相反的，她也没有像杨绛那样亲历过战争带来的刻骨痛楚。
这种成长背景下，所谓民族大义、家国情怀，于她是淡漠和无感的。
所以她可以没有包袱地写“政治不正确”的《色戒》，也可以和污点文人胡兰成谈情说爱。
如《倾城之恋》中“大时代的崩塌成全小人物的爱情”的主题，战争阴云下，上海特殊的孤岛时期文学反而成全了张爱玲的“传奇”故事：
她不写抗战文艺，也不写避世的消闲文学，独树一帜，注目于战事之外的凡人琐事，怨偶姻缘之间，又集古典佳韵、现代风情于一身。
张爱玲的小说一时风靡，身在上海的杨绛想必是看过的。
那时她正全力辅佐钱锺书创作《围城》，替他挡下了家中大小琐事，好让丈夫腾出时间安心写作。
一样的才女，迥然的处境。
在上海的这几年，钱杨夫妇坚守“文人气节”，仅与李健吾、傅雷、陈麟瑞等左翼爱国知识分子交往，自述与“大东亚共荣圈”里的作家泾渭分明、不相往来。
大抵是张爱玲出名时锋芒毕露，写出来的作品又缺乏“家国意识”，加之与胡兰成有感情问题，让杨绛觉得她是“共荣圈”中人，因此才有了“意境卑下”、“性饥渴者”、“看不入眼”等评语。
但深究张爱玲的生平与作品不难发现，杨绛其实误解了张爱玲。
张爱玲对政治的态度是天然疏离，任何一方的立场，她都直冲保持警惕和怀疑。
倘若张爱玲真如杨绛所说是“大东亚共荣圈”中人，恐怕她也不会平安无事地待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
说到底，杨绛对张爱玲的不满，其实是一个文学的价值取向问题——文学是否承载社会功用？承载何种社会功用？
这是一个永远都辩论不出结果的问题。
除去文学范畴内的“看不入眼”，杨绛对张爱玲的偏见还有一部分来自私人因素。
杨绛比张爱玲大9岁，如杨绛在信中所说：
“我的外甥女和张同是圣玛利女校学生”，她们俩不是同一辈人。
正统大家族出来的大家闺秀，对晚辈的“奇装异服”看不惯是很正常的。
而张爱玲是谁呢？是一个会将人生第一笔稿费拿来买口红的早熟少女。
后来如夏志清高捧张爱玲，不免带着读者仰视前辈大师的尊敬，而杨绛与张爱玲属同时代生人，祛魅之后再来看一个比自己小的女孩异于常人的穿衣打扮，有这样的评价也不足为奇。
但在没有见过本人的情况下，就武断地说张爱玲“相貌难看”、“举止不自然”，杨绛在此就稍显刻薄了。
毕竟两人外貌如何，有真实相片为证，大家见过后有自有判断。
杨绛不喜欢的另一重原因，也可能和傅雷有关。
傅雷一家与钱杨夫妇在上海时住得很近，两家往来频繁、互为挚友，而张爱玲与傅雷颇有恩怨。
1944年，张爱玲极速走红后，傅雷曾化名迅雨发表过一篇名为《论张爱玲的小说》的文学评论，文中先是盛情褒奖了《金锁记》是“wǒ men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然后笔锋一转，对《倾城之恋》、《连环套》等提出了批评。
作为新人的张爱玲也实在是显得“不通人情”、不够圆滑，随即发表一篇《自己的文章》针锋相对，文章主旨不外乎四字箴言——关你屁事。
直到张爱玲到了香港后，她才从宋淇那得知，“迅雨”就是大名鼎鼎的傅雷。
此外，张爱玲还发表过一篇小说《殷宝滟送花楼会》，以第一人称讲述了“我”的朋友殷宝滟爱上了有妇之夫罗教授的故事。
小说的最后，殷宝滟听从“我”的建议，离开了上海去内地嫁人。
小说中罗教授的原型正是傅雷，殷宝滟的原型则是张爱玲的好友成家榴，当时傅家与成家住得很近，距离杨绛和钱锺书家也不远。
傅雷和成家榴的恋情虽然是真，但也经不起外人这样评议戏说一番。
小说发表后，成家榴当即与张爱玲断绝了关系。
四十年后回忆起此事，张爱玲罕见地自我反省，认为这篇小说：
写得不好，而且是写傅雷的，他的女朋友当真听了我的话，到内地去嫁了空军，很快离婚，我听见了非常懊悔。
以上张爱玲与傅雷“作对”的行为，杨绛一定也有所耳闻。
这位让老友难堪的年轻女作家，一定不太讨杨绛的喜欢。
然则无论是从外甥女那听说，还是通过傅雷间接了解，这些都是无伤大雅的细节了。
当战争结束，当上海的孤岛时期过去，两位才女选择了不同的路，从此决定了她们分叉的后半生。
上海解放后，张爱玲选择留下，但属于她的上海时代已经过去了。
1950年，她以“梁京”的名字出席了上海市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坐在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在男女一律的蓝布和灰中山装中格格不入。
而“梁京”笔下小说《十八春》的结尾，男女主人公纷纷投身革命，去东北参加建设，也不再是《传奇》中男男女女的模样。
两年后，张爱玲以“继续因战事而中断的学业”为由从上海到香港，5年后飞赴美国定居，从此再无踏上上海的土地。
在美国，她将《十八春》改名为《半生缘》，删去了结尾沈世钧、顾曼桢等去东北的部分。
美国的异域环境里，张爱玲无法写出如二十几岁时轰动的作品，仅靠翻译与大学研究员的身份营生，晚年主要以四十年代小说的版税维持生计。
1995年，她独自逝世于美国洛杉矶一个公寓中。
在中国文坛，张爱玲这个曾经响彻云霄的名字，一度销声匿迹三十多年。
当年傅雷评价张爱玲小说的那篇文章最后，曾引用一位外国人说起“张爱玲热”时的原话：
“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
孤岛之后的张爱玲，虽然不能算“没有好收场”，但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语成谶。
上海解放后，杨绛也选择留下。
她在《wǒ men仨》中写道说：
郑振铎、吴晗同志，都曾劝wǒ men安心等待解放，共产党是重视知识分子的。……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wǒ men不愿意。wǒ men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学，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wǒ men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
然而此后二十多年，她在历次运动中受尽磨难，也亲眼见证傅雷等老友相继离去。她与钱锺书的感情，在苦难当中也愈发显得珍贵。
等到走过苦难，钱杨两人在神坛上被人越捧越高，然则“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90年代钱锺书钱瑗相继离世后，杨绛多年深居简出，埋头整理夫妻二人的研究成果。
2016年，张爱玲去世21 年后，105岁的杨绛也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社交媒体鼎盛的年代，人们用一段据称是杨绛名言的话术刷屏缅怀她的离去：
wǒ men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wǒ men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后来被证实，这段鸡汤话语并非杨绛所言，也让她的离世演变为一场大型刻奇。
两位才女，两种出路，最终殊途同归。
1961年前后，杨绛和钱锺书正饱受各种运动之苦，张爱玲在美国得不到好的机会，大家的生活一样惨淡。
这一年，一位叫夏志清的研究学者完成了一本叫《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拓荒巨著。
这本书一反大多数权威学术著作，史无前例地将钱锺书、张爱玲、沈从文三人列为中国近现代作家中第一等的位置。
在此之前，三位作家在文学长河中几乎被人忽视和遗忘。
从此之后，钱锺书与张爱玲的文学成就才开始被人所熟知。
张爱玲成为了众人崇拜的“祖师奶奶”，
杨绛则因丈夫钱锺书，成为了人们口中“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盛名之下，日后围绕在她们身边的争议与追捧，也统统由此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