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为家人的衣食，为自己的职务，日日地忙着，没有坐下闲想的工夫；心里似乎什么都有，又似乎什么都没有。萍见面时，常叹息于我的沉静；他断定这是退步。是的，我有两三年不大能看新书了，现在的思想界，我竟大大地隔膜了；就如无源的水一样，教它如何能够滔滔地长流呢？幸而我还不断地看报，又住在北京，究竟不至于成为与世隔绝的人。况且鲁迅先生说得好：“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无论你是怎样的小人物，这时代如闪电般，或如游丝般，总不时地让你瞥着一下。它有这样大的力量，决不从它巨灵般的手常中放掉一个人；你不能不或多或少感着它的威胁。大约因为我现在住着的北京，离开时代的火焰或漩涡还远的缘故吧，我还不能说清这威胁是怎样；但心上常觉有一点除不去的阴影，这却是真的。我是要找一条自己好走的路；只想找着“自己”好走的路罢了。但哪里走呢？或者，哪里走呢！
我所彷徨的便是这个。
说“哪里走？”是还有路可走；只须选定一条便好。但这也并不容易，和旧来所谓立志不同。立志究竟重在将来，高远些，空泛些，是无妨的。现在我说选路，却是选定了就要举步的。在这时代，将来只是“浪漫”，与过去只是“腐化”一样。它教训wǒ men，靠得住的只是现在，内容丰富的只是现在，值得拚命的只是现在；现在是力，是权威，如钢铁一般。但像我这样一个人，现在果然有路可走么？果然有选路的自由与从容么？我有时怀疑这个“有”，于是乎悚然了：哪里走呢！旧小说里写勇将，写侠义，当追逼或围困着他们的对手时，往往断喝一声道，“往哪里走！”这是说，没有你走的路，不必走了；快快投降，遭擒或受死吧。投降等也可以说是路，不过不是对手所欲选择的罢了。我有时正感着这种被迫逼，被围困的心情：虽没有身临其境的慌张，但觉得心上的阴影越来越大，颇有些惘惘然。
我知道这种心情的起原。春间北来过上海时，便已下了种子；以后逐渐发育，直至今日，正如成荫的大树，根株蟠结，不易除去。那时上海还没有革命呢；我不过遇着一个电车工人罢工的日子。我从宝山路口向天后宫桥走，街沿上挤挤挨挨满是人；这在平常是没有的。我立刻觉着异样；虽然是晴天，却像是过着梅雨季节一般。后来又坐着人力车，由二洋泾桥到海宁路，经过许多热闹的街市。如密云似的，如波浪似的，如火焰似的，到处扰扰攘攘的行人；人力车得委婉曲折地穿过人丛，拉车的与坐车的，不由你不耐着性儿。我坐在车上，自然不要自己挣扎，但看了人群来来往往，前前后后，进进退退地移动着，不禁也暗暗地代他们出着力。这颇像美国式足球战时，许多壮硕的人压在一个人身上，成了肉堆似的；我感着窒息一般的紧张了。就是那天晚上，我遇着郢。我说上海到底和北京不同；从一方面说，似乎有味得多——上海是现代。郢点点头。但在上海的人，那时怕已是见惯了吧；让谛知道，又该说我“少见多怪”了。
第二天是我动身的日子，火来送我。wǒ men在四马路上走着，从上海谈到文学。火是个深思的人。他说给我将着手的一篇批评论文的大意。他将现在的文学，大别为四派。一是反语或冷嘲；二是乡村生活的描写；三是性欲的描写；四是所谓社会文学，如记一个人力车夫挨巡捕打，而加以同情之类。他以为这四种都是ｐｅｔｔｙ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①的文学。一是说说闲话。二是写人的愚痴；自己在圈子外冷眼看着。四虽意在为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②说话，但自己的阶级意识仍脱不去；只算“发政施仁”的一种变相，只算一种廉价的同情而已。三所写的颓废的心情，仍以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③的物质文明为背景，也是ｐｅｔｔｙ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的产物。这四派中，除第三外，都除外自己说话。火不赞成wǒ men的文学除外自己说话；他以为最亲切的还是说wǒ men自己的话。至于所谓社会文学，他以为竟毫无意义可言。他说，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的灭亡是时间问题，ｐｅｔｔｙ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不用说是要随之而去的。一面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已渐萌芽蠢动了；wǒ men还要用那养尊处优，丰衣足食（自然是比较的说法）之馀的几滴眼泪，去代他们申诉一些浮面的，似是而非的疾苦，他们的不屑一顾，是当然。而wǒ men自己已在向灭亡的途中，这种不干己的呼吁，也用它不着。所以还是说自己的话好。他说，wǒ men要尽量表现或暴露自己的各方面；为图一个新世界早日实现，wǒ men这样促进自己的灭亡，也未尝没有意义的。“促进自己的灭亡”，这句话使我竦然；但转念到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的时候，我又爽然自失。与火相别一年，不知如何，他还未将这篇文写出；我却时时咀嚼他那末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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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文：小资产阶级。
②英文：无产阶级。
③英文：资产阶级。
到京后的一个晚上，栗君突然来访。那是一个很好的月夜，wǒ men沿着水塘边一条幽僻的小路，往复地走了不知几趟。wǒ men缓缓地走着，快快地谈着。他是劝我入党来的。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应该加入他们一伙儿工作。工作的范围并不固定；政治，军事固然是的，学术，文学，艺术，也未尝不是的——尽可随其性之所近，努力做去。他末了说，将来怕离开了党，就不能有生活的发展；就是职业，怕也不容易找着的。他的话是很恳切。当时我告诉他我的踌躇，我的性格与时代的矛盾；我说要和几个熟朋友商量商量。后来萍说可以不必；郢来信说现在这时代，确是教人徘徊的；火的信也说将来必须如此时再说吧。我于是只好告诉栗君，我想还是暂时超然的好。这超然究竟能到何时，我毫无把握。若能长此超然，在我倒是佳事。但是，若不能呢？我因此又迷糊着了。
这时代是一个新时代。时代的界限，本是很难画出的；但我有理由，从十年前起算这时代。在我的眼里，这十年中，wǒ men有着三个步骤：从自我的解放到国家的解放，从国家的解放到ｃｌａｓｓ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①；从另一面看，也可以说是从思想的革命到政治的革命，从政治的革命到经济的革命。我说三个步骤，是说它们先后相承的次序，并不指因果关系而言；论到因果关系，是没有这么简单的。实在，第二，第三两个步骤，只包括近一年来的时间；说以前九年都是酝酿的时期，或是过渡的时期，也未尝不可。在这三个步骤里，wǒ men看出显然不同的两种精神。在第一步骤里，wǒ men要的是解放，有的是自由，做的是学理的研究；在第二，第三步骤里，wǒ men要的是革命，有的是专制的党，做的是军事行动及党纲，主义的宣传。这两种精神的差异，也许就是理想与实际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