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安塞小城和乡村结合部的暮色中，与一棵树遥遥相对。
那是一棵雄性银杏树，高八、九米，宝塔形身姿，枝柯分成七八蓬，对称着向四周婆娑延展，枝头缀满翡翠绿的扇叶，晚风中颤动着，闪着光，仿佛能听到碎玉相击的声音。
这是我一个亲戚家里最大的树了：树龄十八年，胸径22厘米。据说，今年春上有人出价2万元，死乞白赖地硬缠了三四次，亲戚硬是没卖。
市场价格不菲的银杏，如今在老家村子里已有人开始试着育苗了，不过在银杏树苗培育成功之前，老家的苗圃里依旧是清一色的侧柏和槐树苗，这些苗子都不大，茶杯口粗细。
这让我不禁怀念起童年时的乡村树了——
那时候，一个村子就是一座植物园，无论是村边河沿、坝梁道旁，还是窑前屋后，院里院外，全部种满了各种各样的树，桃、杏、梨、枣，柏、柳、榆、槐，大大小小、高高矮矮的树木，或紧紧密密，或稀稀疏疏地聚散着，无忧无虑地生长着，它们舒展着枝叶，一起向天空奔跑。
那时候，乡村树参与了人们的全部生活，给人以无限的恩惠。洋槐、柏树、杠树这些硬料，人们做窗造房用它们做梁作柱，村民子女婚嫁用它们做家具、打嫁妆。果树们的果实，就是一家人一年的零食了。勤俭的人家自己舍不得吃，还拿到街市上去卖呢。三月三，吃春尖。老榆树上的榆钱绽放了，一簇簇浅绿色的榆钱，嫩嫩的，甜甜的，带着些微的清鲜。翠绿的韭菜长出来了，韭菜炒鸡蛋，豆腐拌小葱，红、黄、绿相间，幽幽的清香。槐花饼、槐花菜，五月的炊烟里氤氲着槐花的芬芳。至今，我的舌尖上还记忆着乡村树的种种味道。
谁家有人得了痔疮，到臭椿树上拣镰刀把粗的枝子砍一根，拿到家里放到柴火里烧热了，然后将棍子骑到患处，立马见效。哪家人的手脚冻裂了，刮点椿树胶，烧化了涂在裂口中，既止了痛，又加速了伤口愈合。朱随娃家偌大的一个院落没有围墙，只种了一圈酸枣丛，长有一人高，棵棵手脖子粗，棘刺四张，密不透风，鸡狗都钻不过去。那年，聪明的姐姐用白色的槐花榨汁，竟将一块白尼龙布染出了漂亮的桔黄色，给我裁一件衬衣，让我美了几个夏天。
家乡的风俗习惯也少不了用树。“头不顶桑，脚不踩槐”那是说房梁、门槛的用木，办喜事扎“松门”，新郎新娘拜天地时“熰火盆”，都要用到松柏枝，丧事上孝子披麻戴孝捧的“哀杖”（哭丧棒）必须用鲜柳木……
如今，树少了，树的种类少了，当年的风景不在了。少年时常听老人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也很少有人再提。人们个个瞅着眼前的利益，巴不得全都栽种最值钱的树，也巴不得今天栽下的树，明天就能换成大把大把的钞票。再加上其它因素，干扰了树的生长，十年以上树龄的大树已很少看到。张奶奶门前的那棵大槐树，到现在也不过50多年，竟成了“珍稀树种”、“大树古树”，前年市里建广场，不知怎么就相中了它，来了人，来了车，绳捆索绑地移走了，也不知现在的它是不是还活着。
我又想到了一种树，至今还不知道它植物学上的真正名字，只知道乡下人叫它“小孩拳”。它总长不大，在地角，在沟畔，长个十年八年长不了擀面杖粗，但没有人扼杀它，谁也不去取消它生长的权利。那时的人们决没有如今那么势利，有用的无用的，只要它是棵树，就让它自由地生长着。“小孩拳”质地坚硬，纹理细密，小时的我曾让一个朋友用它刻过几枚印章。可现在哪里也寻不见它的踪影，听说十多年前就没了，真担心它绝种了呢。
我时常想起童年时老家里的那些树，想到它们就会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涌上来，这竟渐成了我的一样心事。我知道，它们就像我生命中的老友，随着岁月和人世的变幻，老去，并远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