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之道
曾国藩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以勤治惰，以勤治庸，不管是修身自律，还是为人处世，一勤天下无难事。
笨人，普通人，最需要的就是下笨功夫，要勤不要懒惰。据说，曾国藩考秀才考了9次。曾国藩能够打通科举这条路，靠的完全是“笨劲”。父亲要求他，不读懂上一句，不读下一句。不读完这本书，不摸下一本书。不完成一天的学习任务，绝不睡觉。他不懂什么“技巧”，什么“捷径”，只知道一条路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这种“笨拙”的学习方式，在他身上培养起超乎常人的勤奋、吃苦、踏实精神。
虽然曾国藩考秀才考了九年，但是一旦开窍之后，后面的路就越来越顺。中了秀才的第二年，他就中了举人，又四年，又高中进士。而那些早早进了学的同学，后来却连举人也没出来一个。他总结自身经验，多次说这得益于自己基础打得好，所以“读书立志，须以困勉之功”。
"敬"之道
曾国藩在给儿子的遗训中说，主敬则身强。他说，庄重宁静则一天比一天强，安闲散纵则越来越懒惰。如果不论人多人少，事大事小，都以恭敬之心相待，不敢懈怠，那么身体的强健，还有什么令人怀疑的呢？
当无事时，敬以自持；而有事时，即敬之以应事物。一个人如果能做到“敬以存心”，身心都会湛然澄澈。就好像一位精明的主人，能够将自己家中guǎn lǐ整饬得井井有条。而心如果不敬，就像一个家没有了主人，各种混乱就会随着而来。敬就是谨慎的状态度、敬就是不懈怠的状态，人只有保持这种状态，才能不断进取，似有天助。
“静”之道
曾国藩每天都要静坐一会儿，许多为人处世、治学从政的体会和方法都从静中来。尤其在遇到重大问题时，他更是不轻易作出决定，总要通过几番静思、反复权衡之后，才拿出一个主意来。为让气氛更宁馨些，还往往点上一支香。每见到这种情况，家人有再大的事也不打扰他。
凡遇事须安祥和缓以处之，若一慌忙，便恐有错。盖天下何事不从忙中错了。故从容安祥，为处事第一法。整天慌里慌张的人，难成大事，就是因为缺了“静”和“安详”的智慧。曾国藩研究专家唐浩明曾经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他说人到中年，见闻增多，阅历渐丰，人脉繁富，办事有方，这是好事。但同时人也变得思虑过重，欲望太多，精力分散，神志纷披，则又不是好事。如何让复杂变得简单，让纷披变得清澈，让分散变得集中？这需要静以修心，“静”是去“躁”的良方。
“诚”之道
一生待人接物更是以诚为本，以拙为用。他一生要求自己“不说大话，不求虚名”，做事“情愿人占我的便益（宜）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宜）”。别人以巧似伪欺骗他，他却仍然以诚以拙相待。曾国藩说到做到。左宗棠在“瑜亮情绪”的促使下，一生不服曾国藩，始则挖苦打击，终则以怨报德，曾国藩却终生未还一手。李鸿章作为他的弟子，也时常和他耍心眼、逞私心。曾国藩却因为爱李之才，始终不改对李鸿章的关心、爱护、包容、提携。李鸿章因此终生感激涕零，到晚年更开口不离“我老师”三个字()。
因为这种质朴的为人处世方式，曾国藩一生朋友极多，麾下谋士如云，猛将如雨，指挥如意，得道多助，成就了“洪杨一役”的最终胜利。曾国藩的精神核心可用一个“诚”字予以概括，不投机取巧，不做苟且之事。
“谨”之道
所谓“谨”就是指谨慎，就是要时时提醒自己做人要低调、收敛，不要得意忘形、贪得无厌。曾国藩常常讲，人是不可能全的，不要去求全。他说人生最好的状态应该是“花未全开月未圆”。正因为他时时秉持这样的理念，在打下南京城、剿灭太平天国、手握三十万重兵、部下竭力劝说他面南背北时，他才能抵御诱惑、不为所动，从容写出“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这样境界高远的诗句。
“恒”之道
所谓“恒”指的是有恒心，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曾国藩给自己规定，必须做到自订的十二条功课，即：敬、静坐、早起、读书不贰、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他把自己制定的一系列必须遵循的规矩严格施行，一坚持就是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