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美国传奇知识分子乔治·斯坦纳与法国记者洛尔·阿德勒于2002年到2014年间进行的一系列对谈。
在对谈中，斯坦纳生动地回忆了自己的生平，童年如何克服身体的残疾，如何神奇地逃脱纳粹的迫害。他始终关注犹太问题和语言问题，称犹太人为“地球上的客人”，视每一种语言为打开新世界的窗子。
本文主要呈现了他对“青年人不再阅读”“英语为什么能主导世界”以及“女性为什么缺乏创造力”等问题的看法。
part 01
年轻人不再读书，或者只读文摘和漫画
阿德勒：您认为书和阅读会在未来面临危险吗？
斯坦纳：读者永远都存在。即便在中世纪“蛮族”入侵的时期，修道院成了庇护所，人们仍然在那里阅读。wǒ men不能确切地知道有多少修士识字，但总有那么一些能阅读的人。不过，能写作的人极少，几乎没有。
然而，成为“文人”是非常没有保障的。文艺复兴、启蒙时代和19世纪是他们的高光时刻、黄金时代。私人藏书馆——wǒ men可以想到蒙田、伊拉斯谟或孟德斯鸠的——成了非常罕有的奢侈。今天的居室已经不允许大规模藏书了。那是一种例外状态。今天，在英国，小书店如噩梦一般地一家家倒闭。在意大利这个我喜欢的国家，从米兰到南方的巴里，一路上只有报刊亭，看不到严肃的书店。在意大利，人们不读书。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乡村，人们很少读书。在天主教统治的区域，阅读从不受欢迎。
阅读是高等布尔乔亚的一种形式——这个词用起来很危险。在某些时代，阅读、通过阅读来教育的理念迅猛发展，并创造了诸多奇迹。
今天，有人对我说，“年轻人不再读书”或者只读文摘（digests）或漫画。wǒ men的考试，即使是大学的考试，越来越基于选定的文本、文选或获得《文摘》奖项的作品。“读者文摘”这个传遍全世界的词是非常可怕的。而且还设立了“文摘奖”。那是别人咀嚼、消化过的食物。出于礼貌，wǒ men就不谈它是通过什么出口排出去的吧？好吧，我讲得太粗俗了。
阅读需要一些特定的先决条件。人们并未充分注意到这一点。首先，它需要非常安静的环境。安静已经变成世界上最昂贵、最奢侈的东西。在wǒ men的城市里（二十四小时不停运转的城市，比如纽约、芝加哥或伦敦，夜生活跟白天没有区别），安静和黄金一样昂贵。
我不是在攻击美国。我的孩子在那里生活，我的孙辈们也是。这是人类的未来，唉！我不是攻击。他们的统计比wǒ men的要可靠。他们最新的统计数字显示出什么呢？85%的青少年如果不听音乐就无法阅读，由此产生了心理学家所说的“闪变效应”，类似于荧光棒的效果：当wǒ men想阅读的时候，电视机就在视野的边角播放着画面。没人能在这种情况下阅读严肃的文本。只有在尽可能完全安静的环境，人们才能读上一页帕斯卡尔、波德莱尔、普鲁斯特，或者其他你想读的作家。
第二个条件：要有一个私人空间。房子里要有一个房间，即使是很小的房间，只要是能和书共处，只要是wǒ men能在没有旁人的情况下跟书一起对话。说到这儿，wǒ men触及了一个很少被真正理解的话题。音乐的美妙在于它可以和别人一起分享。可以一群人一起听音乐，可以和自己爱的人、朋友一起听音乐。音乐是一门分享的语言，但阅读不是。当然，wǒ men可以朗读，而且现在应该鼓励更多的朗读。wǒ men不再为儿童朗读，这是很可耻的事，而成年人的情况则更糟！19世纪的文学常常是为了朗读而写的，我可以举例说明：整页的巴尔扎克、雨果、乔治·桑，它们的节奏和结构韵律都是极为便于口诵的，要去听，去领会。非常幸运的是，在我还不理解（这是秘密），还无法完全领会之前，我父亲面包就已经朗读给我听。
乔治·斯坦纳
所以，安静的环境、私人空间很重要，而我下面要说的第三点意见是非常精英的（我喜欢“精英”这个词，它仅仅是表明有些东西比另一些东西更好，别无他意）：拥有书。大型公立图书馆是19世纪教育和文化的基础，对20世纪的xīn líng也构成同样的意义。但拥有属于自己的藏书，成为书的所有者，而不需去借阅，这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读书的时候必须握一支铅笔。
阿德勒：我感觉您把人分成了两种：拿笔读书的和不拿笔读书的。
斯坦纳：没错。我还要重复一遍：wǒ men几乎可以把犹太人定义为“读书时总拿着笔的人”。因为他坚信，他会写一本比他正在读的这本书更好的书。这是wǒ men这个小小的悲剧性民族在文化上的一种大傲慢。
要做笔记，要画重点，要跟文本竞争，在书页边缘写上：“好蠢啊！这都是些什么想法！”没有什么比写在大作家边页上的笔记更有趣了，那都是生动的对话。伊拉斯谟曾说：“没把书翻破就不算读过。”这有些极端，但其中也包含着莫大的真理。拥有一个作家的作品全集，就像家里请来一位客人，wǒ men既对他表示感谢，也会原谅他的缺点，甚至会爱上这些缺点。几年过后，wǒ men试图附庸风雅地、以某种权威性的傲慢去隐瞒wǒ men错误的读解或阐释的痕迹。但这是最愚蠢的！
从书本中得来的经验是最危险的，也最引人入胜。当然，书会腐坏，但这只是一个不便公开讲的笑话。书中有虐待狂，有政治的残酷性，有种族主义的教唆。因为我相信上帝是卡夫卡的叔叔（我深信这一点），他不会给wǒ men简单的生活。
part 02
英语就像一块通往明天的飞毯
阿德勒：您怎么看待英美语言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主导权？又怎么看待法语的处境？
斯坦纳：一门语言是一种言说事物的方式，就这么简单。每种语言里的动词将来时态——在某些语言里表示意愿——各不相同。对人类探险的潜力和人类处境的期待，也视语言而各不相同。其丰富度就像回忆，像回忆构成的巨大整体一样。假如wǒ men的星球变成单语的，或近乎单语的，那将是不亚于动植物物种灭绝（您应该知道，它们在世界各地惨遭灭顶之灾）的巨大损失，将造成一场骇人听闻的贫瘠。我似乎用不着跟您说，面对英美语言的征服，法语自身的处境多么让人担忧了吧。
也就是说，这种语言的胜利，噢，反讽一点的话，这种工业的、技术的、科学的、经济的、财政的世界语的胜利，是跟美国的政治权力息息相关的。英美语言以一种很难解释清楚的方式，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承诺，而其他的伟大语言则处于疲态和明显的感伤情绪中。这是多么值得研究的素材！有些语言已经被美洲大陆的主导权击溃了，不过另一些语言正在生成新活力。拉丁美洲的强力作家们在西班牙土地上回暖，并以一种惊人的速度传播着影响力。曾被萨拉马戈和安东尼奥·洛博·安图内斯（在我看来他是最优秀的欧洲作家之一）使用过的葡萄牙语正在巴西重获优势——巴西自己也有很耀眼的文学传统。其他语种就不容乐观了。
在英国，英语的命运并不明朗，因为对年轻人而言，占上风的其实是一种英美文化。马丁·艾米斯年轻时曾是他那一代最有潜力的小说家，他写过一部题为《金钱》的小说，以无出其右的天赋塑造了这种新的美国语言。但它当时并不畅销。
法国和英国之间那条狭窄的海峡，在某种意义上，比太平洋还要宽。以它为界，两种语言、两种看世界的方式在根本上有着深刻的差异。一方面，法国曾流行着一种被称作道德主义的学说，现在或许式微了，但总有回潮的那一天。wǒ men不能忘记英国处于这样的悖论中：这座小岛的经济和政治都在衰退，它被它没有打赢或是出乎意料地获胜的战争所重创，但它的语言统治了全球。小岛上走出了莎士比亚和整个世界都在使用的英语。我在很多地方留下过行迹，所到之处总能听到英语，无论在中国，还是跟日本学生在一起，或者在东欧。
瓦雷里是我的偶像，但他也说过一些绝妙的蠢话。他曾声称：“有人说，只需二十小时就能学会英语。我的回答是，想学会法语两万个小时都不够。”
保尔·瓦雷里（paul valery，1871.10.30～1945.7.20），法国象征派诗人，法兰西学院院士。作有《旧诗稿》（1890～1900）、《年轻的命运女神》（1917）、《幻美集》（1922）等。
这两种语言我都教过，他说得没错：英语不仅学得快，而且包含一种充满希望的讯息。什么意思呢？英语就像一块通往明天的飞毯。英语中充满承诺。它对wǒ men说：“明天会更好。”美国《独立宣言》里有一个著名的短语：“对幸福的追求”。就像是对整个人类宣告：“去追求幸福吧！”但这绝非不言自明的。这门语言里没什么大的绝望，没有俄语、法语里那样的末日感，没有对人类、对原罪进行审判的形而上的视野。英美语言从不相信这些。
阿德勒：您家里好像没有电脑。
斯坦纳：我是个科技盲，碰到高科技就吓得尖叫的那种。我甚至搞不懂电话是怎么工作的。不过，我怀疑您也搞不懂。现在的人都有一种令人很难置信的虚张声势。wǒ men被那些wǒ men一无所知的设备包围了。kindle，ipod，推特。我之所以知道它们存在，全赖我的孙子孙女们擅长操纵这些魔术。一切都有赖于英美语言，有赖于一种言说的经济学和一种句法经济学。wǒ men要当心。假如电脑和它最初的几种语言（这归功于美国的香农和英国的图灵）是在印度发明的，假如最初的信息书写程式是依据印度语法建立的，世界将是另一番模样。
这个星球将不再是wǒ men现在认识的样子。极简话语的新观念和英美语言的先天结构之间存在着令人称奇的巧合。为什么德语能让人变疯，并把所有东西都转换成哲学？因为德语动词往往出现在漫无止境的长句的末尾。也就是说，wǒ men会犹豫，会不断重新开始，wǒ men对自己说“或者，或者，或者”，最终也没能找到那个动词。这造就了黑格尔、叔本华、康德和海德格尔的风格。英语则做不到这一点。
英语的言说对象是大众，倒不是指文盲或未受教育的人——应该弃用这类粗暴的词——而是那些在语言面前不享有特权的人。它对他们说：“你也可以做到，你能获得你想要的一切。”它给出一个巨大的承诺：用简单的语言也可以雄辩。
请注意，在很多国家，比如法国，如果犯了语法错误，犯了口误，如果说话吞吞吐吐不连贯，就会被另眼相待。在美国，wǒ men却把不擅长雄辩跟诚实联系在一起：一个人说不好话恰恰证明他诚实，说明他没有满嘴跑火车。这个逻辑的深刻程度堪比辩证法，就像是罗马和法国文明的一个反题。在法国，必须懂得如何讲话，而法国的重要领导人往往都有令人赞叹的雄辩术。法国诞生了一个波舒哀，一个戴高乐，还有其他演说家。在美国，最基本的词汇只有八百个左右。贝尔电话公司研究过，只需八十个单词就能讲出wǒ men想讲的一切。在其他语言里，极为丰富的词汇量能分辨出某种社会精英和教育精英。情况非常不同。
part 03
女性缺乏创造力是因为她们的生育能力？
阿德勒：如果援引您的另一部分不太为人所知的研究，也就是话语的情欲问题，就可以发现，言说也取决于性别。什么是言语的情欲呢？它传递的是什么？您大胆地声称存在一种女性言说。
斯坦纳：对这个问题我越来越有自信，它的确是个矿藏丰富的话题。在西伯利亚北部，在阿尔泰语系，包括在东南亚，有些语言区分了适用于女性和男性的话语。这意味着女性无权使用某些句法形式。而那些男性词汇是她们必须掌握的，以便传授给儿子。这很讽刺地反映了女性遭受的不公待遇，但这种不公真真切切地在语言形式中结晶和锚定下来了。
在英语数千年的历史里，女性只跟女性讲话。她们不能介入男性对政治、社会和神学的讨论。当时的女性必须养成引述、用典和理解他人的习惯，这些有机的习惯内化成了她们的属性。直到晚近，女性才参与一般的话语。
我亲历过这样的英国，在剑桥或牛津，女人们用完甜点后就必须离席去另一个房间落座。男人们则聚在一处谈论政治和“正事”。谢天谢地，这种荒诞的习俗现已式微。但想想看，牛津和剑桥的某些学院——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少——每逢重大的节庆晚宴，男性身穿晚礼服，围在高台上的长条餐桌旁用餐，女性则只能在走廊里逗留。犹太会堂也是此种情形，我常拿这件事调侃他们。
女性话语深深植根于女性与孩子相处的经验——这种经验男人无法完全体会——以及性爱经验，这毫无疑问。话语中的唐璜症（donjuanisme）早就有人研究过。关于这一点，女性很有发言权（我听闻一个女性做爱时使用的语言并非她自己的语言）。这件事同样属于另一个星球。
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女性的专属领域。小说被女性统摄。具体说来，小说本身就是一个多语种的形式，能表现不同话语和词汇的层次。弗吉尼亚·伍尔夫敏锐地意识到并探讨过这一点。当代重要的女性小说家们也察觉了性别差异引起的不可理解性；总有一方是晦暗不明的。说到底，wǒ men很难彼此理解。那些白痴而低俗的笑话，诸如“女人说不要的时候，意思是她要”之类的，都有符号学的基础（这个词或许不合适，但也找不到更好的了），一个真实而深刻的基础。
事实上，言语交流中的大多数时刻都是——法语里有个说法——“聋子的对话”。很多男人都有孩子气的情欲（“没人理解我”），一种对越来越强势的女性话语的深深怨恨。谁能预见到最后在竞选中决胜负的两方竟是两位女强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康多莉扎·赖斯呢？她们的魅力远胜于可怜的男性参选者。其他国家的情况也类似，女性地位的提升会促进政治话语和新的社会学话语的解放。哦！那将是伟大的冒险。
我坚信伟大的艺术为痛苦或不公提供了诸多补偿。这就引出了一个极其棘手的问题：女人为什么不能创造更多东西呢？
阿德勒：因为男性不允许她们这样做。
斯坦纳：不对！没人阻止帕斯卡尔的妹妹去创造。她学过数学，但不是她，而是她哥哥帕斯卡尔在九岁的时候重新发现了全部欧几里得定理。不不，情况复杂得多。今天，英国和法国都有一些杰出的女小说家。女性运动只会让这个群体越来越庞大。至于诗歌，唉，女诗人的确比较少。但有两位是wǒ men不得不敬佩的：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
我有一个看起来很傻的假设：如果能够创造生命，能诞下一个孩子的话，美学、道德和哲学上的创造很可能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但只是假设。有些女性听了可能会暴怒，她们不接受这样的论调也是有道理的。未来几代人里会出现伟大的女性吗？在科学领域这还是个未知数。剑桥在所有学校招收天资聪颖的年轻女性。该项目受到了政府支持，政府为她们颁发奖学金……我必须赞同此类创举，毕竟她们的处境相较于男生还是更艰难的。
阿德勒：在您的国家，女性很幸运，因为wǒ men法国的女生往往要靠边站。
斯坦纳：wǒ men也在尝试，不断摸索。
阿德勒：英国人明显比法国人更女性主义。
斯坦纳：她们刚入学时成绩很突出，后来就开始滑坡，也不知道原因何在。这是个很令人激动的话题，它再次提醒wǒ men，社会心理学和集体心理学的理论工具依然很初级。一套依旧很简陋的工具。wǒ men从涂尔干大师身上究竟学到了什么？创造——这意味着“我要改变这世界”——的胚胎和病毒起源于哪里？或许原因是女性掌握了太多常识？无论笛卡尔怎么说，常识终究没被分配到它该去的地方。常识确实是天赋的敌人。常识削弱了非理性和傲慢。
阿德勒：乔治！您这是大男子主义啊！
斯坦纳：没有，我只是尊重事实罢了。我还在等待转机。等待转机。
阿德勒：您还在等待，但wǒ men过去和现在都有伟大的女性创造者。那好——我下面的话可能让您不高兴——您说女性没有创造力无非是因为她们具备了生孩子的能力，这阻碍她们成为创造者；为了重审您的假设，我要提到三位女性哲学家。凑巧的是，她们都没生过孩子，这究竟是巧合还是一项必要条件呢？不管怎样，她们都不想生育。我指的是汉娜·阿伦特、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西蒙娜·薇依。对此您有什么话说？
斯坦纳：您的判断我没法接受。很不幸，我跟汉娜·阿伦特碰过面……我认为她能称得上一流的作品极少。一位写了厚厚一本书论述极权主义起源的女人，却对斯大林不置一词，就因为她丈夫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斯大林主义者？不，谢谢。
汉娜·阿伦特
西蒙娜·薇依？戴高乐将军说：“她疯了！”您很难反驳这个论断。她写的某些东西倒是挺不错……
阿德勒：但您经常读西蒙娜·薇依……
斯坦纳：她写过一些出色的东西，但数量很少。好吧，原谅我盲目而浅陋的偏见。一个在奥斯维辛时期拒绝进入天主教堂的女人，说自己犹太血统太纯？不，谢谢。这不可宽恕！如果末日审判降临，这位女士的日子可难熬着呢。第三位您说的是谁来着？
阿德勒：西蒙娜·德·波伏瓦。
斯坦纳：了不起的女性。她跟萨特先生在一起何其有幸……何其有幸！真是一个充满智慧的选择……
阿德勒：我倒觉得让-保罗·萨特非常幸运。
斯坦纳：这完全有可能……当然，我非常欣赏她。不喜欢她的人肯定也有。但为什么在机会更开放的科学领域（美国就非常积极地激励女性），却看不到更多女性的身影？说什么诺贝尔奖评委会全是带着偏见的大男子主义者……不，这不是一个能让我信服的理由。wǒ men一直在各类科学的尖端领域寻找女性的身影，wǒ men一直为菲尔兹奖（相当于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搜索女性得主。有些tóng shì跟我说，这件事真的令人费解。未来的情况可能会好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