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起来，催眠术与许多事物有着相同的发展历程。一方面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早在遥远的古代，人们就对它有所了解。或者说有了对它认识的萌芽。另一方面，对它的深入探讨与研究却只是现代的事情。下面wǒ men就先来简单介绍一下人们对催眠术的认识历程。 在古代社会，原始部落中的医生们或魔术师们就已对催眠术有所了解了。在当时，它被用于宗教和治疗的目的。而催眠能力亦被认为是一种超自然的魔力。在西方，进入中世纪后，由于魔术师与巫术士们的活动，催眠术仍然具有很强的力。只不过，当它一方面在魔法外衣下大放光彩之时，它的形象也被固定为一种邪恶的力量。人们确信施催眠术的人是魔鬼的代言人，而被催眠者是受了魔法的蒙蔽。 翻过漫长的历史书卷，进入现代。当人们对催眠术越来越淡化之时，一位名叫麦斯麦的医生重新把它置于人们的视野之下。可以说，现代催眠术的起源是与这位德国医生联系在一起的。 麦斯麦（1734－1815），维也纳医生。1774年他发现可以通过用磁铁触摸病人的方法治疗一些疾病。后来他又发现，不用磁铁，通过直接触摸病人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根据治疗实践，他提出了动物磁学理论。他认为，人体中有一种液体，周流全身。一个人的就依赖于这种“动物磁液”在全体各部分中保持平衡。如果身体中一部分磁液过多或过少，就会生病。他又认为这种动物磁液可以任意支配，可以从一个体传到另一个体。这样，当人磁液不平衡时，就可以用通磁术使得此人的磁液恢复平衡，使病人的这种“普遍流质”达到和谐的程度，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他曾在巴黎用通磁术治疗大量病人并获得，从而赢得极高的声誉。但不久他的工作受到怀疑。结果当时的法国科学院介入此事。经过调查，科学院认为麦斯麦的动物磁液说是无法证实的，于是其观点被法国科学院宣称非科学而受到谴责与排斥。他被宣布为一个骗人的庸医，他的工作被认为是一些骗人的江湖把戏，他的理论被认为是伪科学。麦斯麦从名声与的顶峰被抛入了深渊中。在事隔200多年后的今天，当wǒ men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此事，wǒ men应该对此做出如何评价呢？现在一般认为他的动物磁学理论的解释是错误的。但他诱导出的催眠现象本身及起到的巨大治疗效果是真实的。而且正是通过他，催眠术这种古老的技术才重新被引入现代社会。这是他的功绩。那么对他本人wǒ men又该下何种结论呢？wǒ men看到一种观点是把他看作是行使骗人伎俩的小丑。另一种观点是把他看作是在科学探索道路上的先行者。他是犯了错误，但这是科学发展道路上不可避免的错误。他对自己的治疗也经历了一个由疑到不疑，再到提出适当的解释的科学过程。但限于当时的条件，他还不可能提出或预见到更为合理的解释。如果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麦斯麦巨大的疗效来自于暗示。不过，在那时这个概念还根本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他还不可能用这种更为科学的概念来解释他的奇妙方法。因而他的错误与功绩就象伟大的亚里士多德那样：虽在科学方面曾犯下许许多多错误，但这些错误仍然不能掩盖他的伟大功绩。 wǒ men不打算再对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话题下什么结论，wǒ men还是继续探寻催眠术的历史吧。 当时的科学界麦斯麦的治疗术宣判了死刑，但由于其方式在治疗病人的有效，他仍然拥有大量的支持者。1784年，麦斯麦的一个学生皮伊塞居尔伯爵在用通磁术对一位年轻的牧羊人治疗时，令人感到惊奇的事情发生了。这位病人竟然睡着了。不管皮作塞居尔如何喊叫，摇动，都无法让他醒过来。可过了一会儿后，在他命令年轻人站起来时，他竟真得站了起来，并开始走了几步，不过是闭着眼睛走路。睡眠虽然并没有离开他，但他却像一个完全的清醒者，做事敏捷。当皮试着与他说话时，这位农民的儿子在此状态下竟机智而清楚地回答着他的每一个问题。皮为这一新的意外事件兴奋不已。他又多次重复了这一试验，他发现通过磁疗可以让大批人处于此种清醒睡眠中。进一步，他发现，在睡眠状态下他对被催眠者发出的命令，会被催眠者恢复正常状态时执行。醒来却一无所知。皮伊塞居尔发现了催眠现象，但他对这种现象的解释仍局限在麦斯麦的动物液体论上。 这之后，催眠术在医学领域开始得到一些应用。如医生们用它来诱导肢体的麻木，以便进行一些外科手术。另外，医生们也用催眠办法来治疗一些精神错乱症。 当人们一方面鉴于其有用而使用它，另一方面却因无法对之给出解释而陷入尴尬之中时，1841年，英国医生布雷德出版了一本书《神经催眠术》。在此书中他引进了现代的概念“催眠术”、“催眠者”等等。他在书中不但说明了催眠的真实性，还在理论上有了突破。他否认催眠是因一种神秘的活力流，或动物磁力的影响。他认为催眠现象的真实原因在于与视觉的固有联系的高度集中的缘故。即：催眠状态是过度注意的结果。这个学说通常叫做单念说。或者说：催眠状态是一种使注意力专注于一个观念的情境。正是在这种情境下专注的观念常可实现于动作。他实行催眠时只叫受催眠者注视一玻璃水瓶塞，这亦可证明催眠的要务在注意集中。 布雷德是催眠术史上极其重要的人物，所以催眠术又叫做“布雷德术”。他同时还是自暗示术的先导者。在他的倡导下，对催眠术的解释转向了心理学领域。从此，对催眠术的研究开始多少步入了正轨。但围绕催眠术的性质及其功用等方面的争论一直继续着。在19世纪后半叶，最有名且最重要的争论是在巴黎学派与南锡学派之间进行的。 巴黎学派的代表是法国有名的神经学家沙可。他认为催眠是有病的神经系统的产物，因而催眠现象具有不正常的生理基础。简单说，催眠现象都是病理性的。另外，沙可对催眠状态的几种生理变化进行了研究。他提出催眠常呈三种状态，而每个状态都各有其特征。第一为昏迷状态，其特征为四肢松懈，五官麻木，惟筋肉呈现过度性，第二为萎靡状态，其特征为缺乏筋肉过度性，病人肢体完全受催眠者支配。第三为睡行（梦游）状态，其特征为锐敏的暗示感受性，催眠者发任何命令，受催眠者都听命唯谨。沙可称全具这三种状态的为“大催眠状态”。最奇怪的是这三种状态都可以施用手术使他们呈现。如欲唤起第一状态，可轻闭眼皮；欲唤起第二状态，可将眼皮揭开；欲唤起第三状态，可轻按头顶。总之，巴黎派把催眠状态看作病征，由于精神病者多，由于暗示作用者少。南锡派极力反对此说。在他们看，凡催眠者不必尽具这三种状态，而具这三种状态时，也完全由于暗示，与精神病无关，尤其不是施用手术的结果。沙可所催眠的人是患精神病者，他们平时看惯了同院的病人在催眠状态中所发的种种生理上的变化，无形中已受了很深的暗示，所以医生用手合眼时，病人即预期曾经见过的昏迷状态发生；用手按摩头顶时，病人即预期曾经见过的睡行状态发生。总之，沙可的受催眠者都是曾经受过催眠训练的人，所以他的实验结果只足证明催眠的要素为暗示，而不能证明催眠为病态。（见朱光潜著《变态心理学派别》）） 南锡派与巴黎派不同，他们研究催眠术，偏重于心理的方面。此派的开山人物是李厄保。他也是第一个正式应用催眠于治疗术的人。其传人伯恩海姆被认为是此派的领袖。伯恩海姆所有的催眠现象，包括催眠术是由暗示所引起的完全正常的效应。伯恩海姆认为，催眠不一定都有沙可所描述的三种状态，即使有这三种状态，他们对其的解释也与沙可不同。在此派看来，这些状态完全是暗示作用的结果，也与病理无关。催成的睡眠与天然的睡眠，根本并无二致。睡眠中的暗示受感力特强，所以观念立即实现于动作。这几点是南锡派的基本信条，而这种信条所根据的实验结果具载于伯的《暗示治疗术》（1886）一书中。由于伯恩海姆发现一些人即便不入睡也可受暗示，所以他觉得把催眠术看作“催成的睡眠”这种看法太过窄了。因此他给出定义：增加暗示感受性的特殊心理情境之引起。 对这两派的观点可以总结为：巴黎学派坚持精神病的机体病因说，强调催眠状态下的生理变化；而南锡学派则强调催眠状态中的心理变化，尤其强调指出催眠的要素为暗示。另一点就是巴黎学派认为催眠现象是精神病征，而南锡派认为90％以上的人都可受催眠，可见催眠现象是非病理性的。 在这场激烈的争论中，最终南锡派获得了胜利。其心理学的解释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学说，这使许多人催眠仅仅是一个暗示的问题。 南锡派后还有出现了新南锡派。此派代表人物是库维。他中年曾就学于李厄保。他在南锡开设药店，卖药而并施行催眠。在营业经验中，他发现两件可注意的事实。第一，他所催眠的病人真正入熟睡状态者仅1／10，而不入熟睡状态者也同样可受暗示。第二，他所卖的红所生效验有时并不由于药性本身而由于病人的心理作用。因此，他断定暗示不必定要催眠，也不必定要有催眠者。他于是抛开催眠术而代以自暗示。但库维只是推行自暗示的方法而未曾阐明自暗示的学理。阐明自暗示学理的人为鲍都文。他的《暗示与自暗示》一书就是给库维治疗法树一个心理学的基础。新旧南锡派都着重暗示，此其同。在对暗示的解释上两者不同，此为异。在旧南锡派看来，催眠的人是必要的，但在新南锡派看来呢，人人都可向自己实行暗示，因此施行催眠的人不再是必要的了。用朱光潜先生的话说：“暗示的要点在使观念变为动作，至于谁把这观念引到心里去实无关宏旨；好比栽花意在结果，栽的人为自己也好，为园丁也好，结果总是一样。”在此情况下，鲍都文把施者与受者的关系完全丢开，而专论暗示本身的特性。他说，暗示是“观念之潜意识的实现”。 按这条路走下去，催眠术的研究被转向了暗示，又进一步转向了自暗示。当对暗示在催眠现象中的重要性凸显之时，对催眠本身的兴趣反而变淡了。暗示终于“鸠占鹊巢”，成了主角。当然这只是说在新旧南锡派研究中发生的事情。在这一时期，还可以简单提到弗洛伊德对催眠术的研究。 弗洛伊德先是受教于沙可。而后又曾专程到南锡接受了伯恩海姆与李厄保在催眠术方面的教导。可以说他是接受了这两派催眠术的影响。弗洛伊德对催眠法的了解是逐渐深入的。早在学生时代弗洛伊德就通过观察磁术家的公开表演而对催眠现象留下了印象，并对催眠术有了初步的了解。在与好友布洛伊尔交流安娜病例时，他也接触到了催眠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