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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冕:海子之后诗太容易写了口语泛滥误入歧途

收录时间:2022/1/17 13:52:42

关键字:诗人  表达  古典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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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海子之后无好诗原因探寻 ---- 诗太容易写了,口语泛滥,误入歧途

素 予:现在有些诗歌过于口语化,您曾写道,这个病根在“五四”时期就已经种下了,“新诗建设过程中‘非诗性’的病根,在它的‘襁褓期’就不幸地种下了”。应该如何减轻这种病痛?

谢 冕:当时就有人批评胡适先生,说始作俑者就是胡适,胡适是第一个罪人。胡适先生当时怎么说的?要作诗如作文。胡适误导了。这是他在美国时说的,这句话缺点大了,作诗怎么能够和作文来对比呢?诗比文要高,诗的语言有自己独特的要求,所以后来又有人说,wǒ men不能因为白话而忘了诗,这是“五四”时代就有人说的,白话诗都是白话,没有诗意,那是不行的,当时就有了这个病症。所以后来为什么会有现代派、会有新月派出来呢?新月派就想匡正这个缺点,匡正初期的写诗像白开水一样的问题。自由诗自由是自由了,解放是解放了,但是留下了病根,我觉得是有这个问题。不过我也始终没有怀疑当时的这种选择,只有诗体解放了,新的思想新的思维新的道理才能进来,才能表达,这是没错的。后来有人算了五四的账,我觉得是他们不懂中国的这种新旧交替的时代。

素 予:当时倡导白话是为了反封建传统,走了一种极端,现在过于口语化了,是不是应该来一个否定之否定,更多地转向传统中去寻找,更多地向传统靠近一些,还是说新诗本来、天然就是欧化的语言,所以更加进行欧化的提炼?

谢 冕:你提的问题是我的非常理想的境界,就是说,你用现代汉语来写作,但是那里头要考虑wǒ men古典的元素。现在有的人没有考虑到,有的人考虑了但是做不到,这是wǒ men教育的问题,诗人素质素养的问题。nǐ kàn写诗写得好的,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在他们的诗中是可以看出古典元素的。相反的,对古典一窍不通、甚至拒绝,要写好诗是很难的,因为中国人写的是中国诗。

素 予:您说古典诗歌是高山,至今仰望。在我的理解里,好的诗歌所取的意象和意境有古典美,您曾说海子之后好诗人比较少,现在的诗人写不好诗,少了含蓄、韵律等特质,是不是也是因为古典诗比较难学,有影响的焦虑,所以大家干脆就不学了?古典诗歌是按您所说作为一种隐含的暗流就行,还是说应该与现代诗有一种传承关系?

谢 冕:要是诗人们真的像我那样地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来对待古典诗的话,这是个好事,但是现在可能这种敬畏心很少。诗人们瞧不起古典诗歌,他们只是年纪大了、阅历多了、读得也多了以后,才逐渐懂得一些道理。一些更加年轻的诗人,目空一切,瞧不起那些东西,也不知道里边的奥秘。很多人不懂旧体诗,甚至认为旧体诗很好写。其实不太好写,他们只是不知道。现在还有所谓老干部体,老干部因为年纪大,缺乏古典文学的修养,他认为七个字、五个字搁一起,那就是古典诗歌。你去读他们的诗的时候会觉得索然乏味。为什么呢?就是我刚讲的那些,他不知道诗歌内在的一些规律,不知道怎么用词,不知道声韵上怎么表达才动听。

所以我讲要对古典诗歌怀有敬畏之心,哪怕起码对它有点了解,可是他们不了解。现在的问题是口语泛滥,诗太容易写了,因为他们认为白话诗没有约束,于是一些比日常口语还要差的话都进到诗里面来了。其实,诗的语言是要求最高的一种语言,是需要经过提炼的。他不知道,他的语言比口语还要差,所以就出现了类似于“今天我去找你/你妈说你不在”,这就是诗。这个例子是陈超有一次在北大发言时说的。现在到处都是这种所谓的诗,甚至比这个还要粗鄙化的、堆起来的、没有节制的诗,它违背了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即诗的语言必须是非常精练的、非常精美的、比文学的其他样式要求都要更高的一种语言。现在关于写诗的问题很多,但是这个问题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有一些诗语言很俏皮,我觉得wǒ men不会排斥的,像wǒ men都知道的李亚伟的《中文系》,它用很诙谐的语言来表达,写出来也不容易。

素 予:古讲“文以载道”,您曾说过:“中国特有的社会忧患总是抑制文学的纯美倾向和它的多种价值,总是驱使它向着贴近中国现实以求有助于改变中国生存处境的社会。”您也一直倡导诗歌要和时代结合,这一定程度上也是强调诗的社会功利性,但是如何在诗美和诗用之间达到调和?这一对长久存在的矛盾,是简单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吗,还是说需要做出怎样一种努力?

谢 冕:要努力,不努力的话诗就是标语、口号、概念化。诗和时代、和道之间的联系是很天然的,好的诗必然载道,必然言志,这是没问题的,但是言志和载道需要艺术的方式,不是简单的“我表达了”就行了,而是要艺术的表达和转换,必须在转换的过程中保存着诗的元素、规律,这样才是动人的。虽然有很多的问题在里头,但是诗人必须努力去做,不然的话艺术就等同于政治,那是不对的。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谈道、谈时代、谈政治好像都是没有面子的事情,这样是不对的,诗能够离开时代吗?wǒ men的表达能够离开道吗?不载道,wǒ men载什么呢?重要的是要看怎么表达。政治是大事情,事关国计民生、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诗人表达它不是诗人的羞耻,他必须这样,而且越是大诗人越是不能脱离这些,只有小的诗人,在那儿嘀嘀咕咕的,都是自己的一些事情,而不顾及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是非常广阔的,是千变万化的。诗人越来越往内心走,走得越来越小越窄化,小得别人都不知道到什么程度了,别人都读不懂,成为梦呓。

素 予:还有一句话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诗和时代紧密相关,当前好诗少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时代太“幸”了吗?

谢 冕:不是时代太“幸”,时代有幸的问题,但是也有不幸。例如说高度发达的很向前进步的时代带来的问题也很多,随着现代化而来的问题非常多,前几天的毒雾(雾霾)就让wǒ men苦不堪言,生存都成了问题,这就是它的不幸。诗人看到这一点,怎么表达?也许有的诗人看不到,不幸侵害不到他就好了,始终歌舞升平。这样是不对的,诗人敏感的神经应该感觉到时代的忧患。nǐ kànwǒ men付出多大代价,时代进步了,社会前进了,但是问题非常多,比如财富增多了,但财富不均,不公平。这是隐忧、隐患,诗人的忧患感就在这儿。诗人的忧患感怎么表达,wǒ men前面讲了,必须是艺术的,是诗的,是充满诗意的,充满幻想的,是有联想、想象的,而不是秉笔直书。

“国家不幸诗家幸”是古代人总结的,诗歌表达忧患相对比较容易,“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就是说表达苦难容易一点,表达欢乐更加难。社会的灾难对诗人的刺激是第一位的,诗人的神经敏感,苦难对它的冲击非常大,所以就形成了“国家不幸诗家幸”这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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