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我在南方某个小城生活。那时上小学，我家附近一条小街道上，紧挨着路口的道边儿有一个馄饨摊子。每天早晨母亲在送我上学的路上，都要带我去那里吃一碗馄饨。
卖馄饨的是一对年轻夫妻，男人煮汤、下馄饨、配料，女人包馄饨。女人的手极快，包好的馄饨在一个小圆盘里一个个站得整齐又精神。滚开的汤里永远有两只滚动的大棒骨和十几只香菇。馄饨下进锅里煮的时候，男人开始配料：先在碗底铺上一层洗净发好的紫菜、一小撮切得整齐的姜丝、拳头大的一片西红柿，洒上一小撮细盐、味精，撮上十几粒小葱碎，最后淋上几滴芝麻油。把这些做完，锅里的馄饨也就漂起来了。男人左手用漏勺将馄饨捞进碗里，右手紧接着将一大勺滚烫的汤浇下，黄的绿的白的紫的红的一碗，热气腾腾，香气扑鼻。这时候男人就会对女人轻声说：阿宝，来——
女人笑嘻嘻地说一声：好哩。便将手在围裙上擦擦，双手将冒着热气的碗捧起，递到客人面前，说：请。
一碗馄饨9只，大小一致，个头均匀，一只只胖乎乎的，在碗里起伏。
男人的个子不高，背有点驼。女人的个子更矮，大约只到男人胸口，听说是幼年时患病，之后就再也没有长高。但这些都不影响他们的营生。他们的馄饨，永远是那么鲜香，热乎。
馄饨里的肉是新鲜的，煮汤的棒骨是新鲜的，姜丝、西红柿和小葱也是新鲜的。男人因此每天早上4点钟就要去菜场采购，女人留在家里和面、发面、擀皮，等男人回来后，他们一起洗菜、做馅料。大约5点半后，他们的摊子就出现在路边了。
买馄饨的人很多，在小城的这一片地方，这条街以及附近几条街的大人和小孩子们，每天早上宁可多走十几分钟的路，也愿意拐到这里来，吃一碗他们的馄饨，再热乎乎香喷喷地上班或者上学去。
在寒暑假期间，大人上班去了，孩子们没人带，每天都有小孩子围着他们的摊子打闹。男人也不恼，笑嘻嘻地看孩子们玩。半晌午的时候，谁家的孩子捏着大人给的钱来吃馄饨，递上来的钱差了一角五分的，男人也不计较，还是那样配料，煮馄饨，冲汤。鲜香的一碗，9只馄饨一只不少地上下起伏。女人会将碗吹了又吹，待摸着汤碗温热又不烫手了，再端给孩子。
男人对女人永远是和气的，声音很轻地说：阿宝，来。
女人总是笑嘻嘻地说：好哩。
大约上午10点半钟的时候，他们收摊，男人挑着担子，女人一手端着盆碗，另一手挂着男人的胳膊，跟着他往回走。
他们没有孩子，当然也是因为女人小时生病的缘故。
几年后我上了大学。大学在另一个城市。大一暑假回来，看到他们还在那里，只不过食摊从挑的担子变成了小推车，用透明的玻璃做了小车厢，洁净的玻璃窗内，碗里铺着仔细洗干净的紫菜，新鲜的棒骨，切得整齐的漂亮姜丝、西红柿和小葱碎。馄饨还是那样的馄饨。
婚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回来，父母到车站接wǒ men。那天下着雪，在火车站我搓着冰冷的手说，真想那对夫妻的热馄饨。母亲说，他们家里出了事，夫妻俩已经很久没有出来了。
出了什么事？
男人在早起去买菜的时候被一辆送菜的小货车撞了，那天下雨，天黑，路很滑。
小货车司机当时就把男人送进了医院。司机是个老实的乡下农民，把男人送进医院后，第三天就回乡下，先卖了地里的菜，又卖自家圈里的猪和羊。男人住院住到第三个月，听说小货车司机要让读高中的儿子辍学打工去挣医药费，男人沉默了半天后，对小货车司机说，你走吧。
男人出了院，多年的积蓄都花光了，还伤了一条腿。
伤得厉害吗？我问。
母亲迟疑了一下，说，反正以后过马路也只能慢慢走了。
听了这话，我的心挺沉重。
但是那天在路口，我又意外地看见那对夫妻的馄饨摊子。
还是那辆车，小窗玻璃擦得洁净光亮，那馄饨还是鲜香、热乎。男人的声音有点哑，女人的眼睛是肿的。但是她把碗递到我手中的时候，还是浅浅地笑了，轻声地说：请。
我发现他们的头发都白了一些。白发在冷风中飘着。
胖乎乎的9只馄饨在黄的绿的白的紫的红的汤碗里上下起伏。样子、味道，一点都没有变。
上个月，我带着孩子回去看望年迈的父母，母亲和父亲面包已经搬到了另一个小区。下高铁后，我对孩子说，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还是那个路口，只是原先的小平房变成了高楼，路口添了大广告牌，那个摊车变成了小食铺。母亲说，他们租了这间铺子早上卖馄饨，今天咱们来晚了，他们已经打烊了。
明天早上来吧，我说。
为什么跑这么远来这里，他们的馄饨有什么特别吗？孩子问我。
没有特别，这么多年了，他们一直是那个样子。
正在这时，我看到那个男人走出来，女人也走出来。女人关了灯，男人把一把锁挂在门上，然后挑起担子。女人一手端着盆碗，另一只手挽住男人的胳膊，跟着一拐一拐的男人往回走。
男人跛着腿，背更弯了。他们的头发也更白了，我仿佛听见男人说：哎，阿宝，来——
女人笑嘻嘻地说：好哩。
他们就这样手挽着手，一直走进暮色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