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陶渊明的归隐
陈宣章
陶渊明（约365-427年），字元亮，晚年更名潜。别号五柳先生，卒后朋友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东晋末到刘宋初的杰出诗人、辞赋家、散文家，被誉为“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派之鼻祖”，文学史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
陶渊明出生于没落的仕宦家庭，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受儒、道思想影响很深，年轻时怀“大济于苍生”壮志。曾祖或为陶侃（尚存争议，但两者亲缘关系肯定），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外祖父孟嘉，晋代名士，娶陶侃第十女。祖父陶岱（或陶茂）做过太守。父亲“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寘兹愠喜”，事迹不可考；母亲是东晋名士孟嘉之女。陶潜8岁时父去世，家境渐没落；有一庶母，生弟敬远和程氏妹。《祭程氏妹文》：“慈妣早世，时尚孺婴。我年二六，尔才九龄。”12岁时庶母去世；生母似活得久些。弟妹也都早死，留有侄儿靠他抚养。原配夫人在他30岁左右死去，续弦翟氏帮他做农活。20岁时家境尤其贫困，诗《有会而作》：“弱年逢家乏。”29岁后几度出仕，历任江州祭酒、京口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彭泽令等下级官职，逐渐认清官场污浊黑暗，朝廷征聘他为著作郎，没被接受。他每次做官时间不长，前后共不过六年。41岁归隐后，创作最丰富，最后在贫病交迫中去世。他有五个儿子：陶俨、陶俟、陶份、陶佚、陶佟。
对于陶渊明的评价，主流观点：1.他人生的两大支柱：安贫乐道，崇尚自然。2.保持节操纯洁，不肯同流合污。3.希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4.看到社会的腐朽，但无力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5.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6.其诗其文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清高耿介，洒脱恬淡，影响了几代文人的思想和创作，深受后世文人骚客推崇。欧阳文忠公甚至认为“两晋无文章，惟《归去来兮》（即《归去来兮辞》）而已”。他在中国诗人享有很崇高地位，朱光潜先生认为：可以和他比拟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
陶渊明的诗歌今存125首，文12篇，被后人编为《陶渊明集》。其四言诗9首不太出色，五言诗116首分两类：1.咏怀诗；2.田园诗。从唐代开始，陶诗受推崇，甚至被当作“为诗之根本准则”。
陶渊明以往的田园生活似乎是中小地主，而解绶去职，过起了躬耕自足的田园生活。其思想成熟，政治态度明确，不同于之前的田园生活。此时劳力出得多，更接近于一般农民。朱光潜《诗论》：“他和wǒ men一般人一样，有许多矛盾和冲突；和一切伟大的诗人一样，他终于达到调和静穆。从他的诗里，wǒ men可以领悟到他的‘冲澹’，却可能让不知道这‘冲澹’是从几许辛酸苦闷得来的。他一生饱经忧患，并不像许多人想的那样悠然自得，极端贫穷时，到了‘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的境地，他虽不怨天，但是叫儿子们幼而饥寒，他尤觉良心有愧。穷还不算，他一生很少不在病中，诗集之中多有忧生之嗟，可见迟暮之感与生死之虑时常在渊明心中盘旋。尤其是刚到中年，不但父母都死了，原配夫人也死了，不能不叫他‘既伤逝者，行自念也’。这世间还有谁能给他安慰呢？他对于子弟，本来‘既见其生，实欲其可’，而事实上‘虽有五男儿，总不爱纸笔’，使他嗟叹‘天运’。至于学士大夫中的朋友，大半和他‘语默殊势’，令他起‘息交绝游’的念头。连比较知己的象周续之、颜延之一班人也都转到刘宋去忙着做官，他送行时说：‘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路若经商山，为我稍踌躇’，这语音之中有多少寂寞之感！”
陶渊明四次辞官，最终选择归隐。既是他爱好自然的天性驱使，也是当时社会环境逼迫的选择。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归隐的主观原因，而客观原因则是对当时动乱污浊的腐朽社会很不满。陶渊明《感士不遇赋•序》：“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已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晤有。‘安归’之叹，三间发。‘已矣’之哀。悲夫！寓开百年，且瞬息已尽，立行之难，而一城莫赏。此古人所以染翰慷，屡伸而不能已者也。”他认为：要保持高洁的品性，延命于乱世，便只有隐居这一条路了。
陶渊明心目的理想社会是世外桃源，与世隔绝、不受外界干扰，生活上自给自足，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绝仁弃义”、“绝圣弃智”的“小国寡民”式的社会。其中，人人平等、共同劳作、酷爱自由、崇尚人性;没有勾心斗角，也没有尔虞我诈。但是，他也知道：在充满阴谋、屠杀、战争的社会中，“世外桃源”只能是奢望。
对于归隐，有三种分类。
一.南京师范大学陈传席把中国古代隐士分为十种：1.完全归隐：真正意义上的归隐，与为仕而隐完全没有干系，即使有时机有环境有条件，甚至朝廷派人来多次延请，他们也拒不出仕，如晋宋间的宗炳、元代的吴镇等。2.仕而后隐：当过官，因对官场不满而解冠归去。其中名气最大的是陶渊明，隐逸名气甚至超过其诗名。但陈传席认为，陶渊明归隐后变成“真隐”。3.半仕半隐：先做官，后来不愿做，但辞官又无保于生计，于是做官却不问政事，过着实际的隐居生活，虽无隐士名分，却有隐逸思想，如唐朝王维。4.忽仕忽隐：先做官，后隐居，然又待朝廷征召或形势有利复出仕，之后再归去。如元明之交的王蒙、明末董其昌。5.隐于庙堂:虽做官但不执着于政事。6.似隐实假：虽不做官但好和官家打交道。如明朝隐士陈继儒。7.名隐实官：虽隐居山中，然朝中大事还向他请教，不做官仅为了更自由，如南朝齐梁时陶弘景，被称为“山中宰相”。8.以隐求仕：通过隐逸博得名声引起朝廷关注，然后出仕，即所谓的“终南捷径”。如唐朝卢藏用在中进士后，先去终南山隐居，等待朝廷征召，后来以高士被聘，授官左拾遗。他曾对友人指着终南山说：“此中大有嘉处。” 9.无奈而隐：最热心于时局，“隐居”只为了表示不与朝廷合作。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从事最激烈的反清斗争。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士。10.真隐而仕：隐居时是真隐，时机来临时就出山，没有时机就隐下去。如殷商伊尹、元末的刘基，名气最大的是诸葛亮。
二.中国自古就有“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说法。版本很多。
小隐：文人从现实急流中退下来，在山林、田园找到最后栖身之所。中隐：真正有能力的人却是匿于市井之中，那里才是藏龙卧虎之地。大隐：只有顶尖的人才会隐身于朝野之中，他们虽处于喧嚣的时政，却能大智若愚、淡然处之。唐•白居易《中隐》最先把它通俗易懂地归纳出来。中国历代文人及其作品，受中国隐逸文化影响甚深。逸士虽“处江湖之远”，但社会影响力有时并不弱于“居庙堂之高”者。
最早的隐士可追溯到上古时代，商朝伊尹曾隐于市肆，周朝姜尚曾隐于山野。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隐士层出不穷。汉朝后，隐士身份已有明确定义，指不与朝廷合作而具有一定文化影响力者。三国魏晋最盛行隐逸，士人“以高隐为贵”，如诸葛亮、陆机、王猛、谢安等。
传说三皇五帝时就有巢父、许由这样的隐于山林之士，而《周易》则是阐发隐逸思想的最早蓝本。先秦隐逸风潮兴起，儒、道两家的思想为隐逸奠定思想基础。两种思想互补使得一股“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主流思潮形成。
伯夷、叔齐选择小隐；白居易、苏东坡为中隐；东方朔、李渔为大隐。
历史在前行，时代在改变，隐逸的具体内涵因时而变，其共同目的是实现自我价值和理想追求，逐渐趋向与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三.假隐与真隐。所谓“看破红尘”隐居于山林只是形式上的“隐”；真正物我两忘，xīn líng上真正升华者才是真隐。
对于陶渊明的归隐异议不少。1.有人说，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态。2.有人说，陶渊明是政治诗人。他的仕与隐，体现的是而且仅是他的政治态度。陶渊明的伟大品格也不是来自不食人间烟火的归田园居，而是来自其爱憎分明，金刚怒目的决断意志。他写诗和归隐都体现对刘宋政权“不合作”，是另一种形式对政治的参与。3.有人说，这是陶氏一脉的家族记忆（陶侃在东晋王朝中的经历所致陶渊明不仕祖仇）。4.有人说，陶渊明最后选择归隐是由于两位“恩主”桓玄、刘裕均篡晋。几乎所有研究陶渊明的文献都跳不开《南史•陶渊明传》：“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5.历代文人总是打造陶渊明神话，只喜欢他隐逸，不喜欢他出仕，甚至以出仕为原罪。宋•叶绍蕴认为陶渊明害怕桓玄逼迫，保全性命“不伤生”。这是书生不懂政治的迂腐之见。6.陶渊明《桃花源记》总被解读成遗世独立的趣味，但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别开生面地告诉wǒ men，桃花源其实是东晋期间滞留在中原的汉人为抵御五胡乱华而构筑的坞堡。“避秦”不是避焚书坑儒的秦王朝，而是避当时建立的蛮族政权前秦。这种传统的华夷之辨，乃是陶渊明家国情怀的延伸，也是陶渊明现世关怀的体现。与其说《桃花源记》是乌托邦的幻想，不如说是对中原汉人艰苦抗争、顽强生存的礼赞。
自南朝被“人德”化，陶渊明的研究夸大其“高节”性，乐于称道其“无一点黏着”的超逸。洪迈称他“高简闲靖，为晋、宋第一辈人”。其实，陶渊明并不能脱俗，尤其是责子不成器。杜甫《遣兴五首》其三：“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有人认为杜甫没有读懂陶潜，也有人认为杜诗“便为讥病渊明”。黄庭坚《书陶渊明<责子>诗后》：“观渊明之诗，想见其人，岂弟慈祥，戏谑可观也。俗人便谓：渊明诸子皆不肖，而渊明愁叹见于诗。可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用“痴人说梦”来讽刺将杜诗读成“讥病渊明”意思的人。
自唐以后，陶渊明迅速地被造神，成为忘怀世事、绝弃名利的“圣人”。杜甫说陶潜“未必能达道”是大实话：他在现实生活中终不能完全免俗而忘怀得失。陶渊明《饮酒二十首》第十二：“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所以，杜甫言之凿凿：“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意谓：细读其诗集，其中多有叹苦恨穷之意。怎能说其“达道”呢？
陶渊明《饮酒二十首》第十六：“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通篇反思自己一事无成的一生，写自己为穷困所埋没的心理苦闷。
古代诗话有种倾向，总将诗人与诗往好处想，好人一应俱好，甚至不乏过度阐释。鲁迅不这么看，其《魏晋风度及文学与药及酒之关系》：“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主意罢了。还有一个原因，先已说过，是习惯。因为当时饮酒的风气相沿下来，人见了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进，往往详细写着，再仔细一看，他已经经历过两三个朝代了，但当时似乎并不为奇。”“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
陶渊明四次出仕，只要有官可做，不管做什么官，也不管为哪家做；辞彭泽令，也不全是“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其《归园田居》其一：“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其归隐是十分纠结，非常矛盾。其《归去来兮辞》是理想受挫，苦于无路可走的不得意之作，掩饰不住内心苦涩：“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而“世与我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等，则直言其“入世不能”、“出世不甘”的矛盾和难以自拔的痛苦状态。许多人只看到“通篇渲染的是归家后出世之乐”，却不看到“文字背后的诗人离世之苦”。宋•施德操《北窗炙輠录》：“人见渊明自放于田园诗酒中，谓是一疏懒人耳，不知其平生乐道至苦……其苦心可知。既有会意处，便一时放下。”诗人用想象中的欢乐来压抑自己现实中的痛苦，表现出一种极其矛盾的心境。
杜甫诗说，陶渊明别说达道（通达世事），连达生（彻悟人生）尚未做到。他虽想放下尘俗世事却没有放得下。他对五子不成器非常挂虑烦恼。清•杨夔生《匏园掌录》：“陶公终日为儿子虑，虑及僮仆、衣食、诗书，何其真也；将儿子贫苦、愚拙种种烦恼都作下酒物，何其达也。”陶渊明号“五柳先生”，五柳指其五子。中国古人庭院之中常植三槐五柳，就是期望子孙中出现三公五侯。陶渊明自己已不能成为陶侃那样的人，将希望寄托在五子身上。其《咏贫士七首》其七：“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杜甫《遣兴五首•天用莫如龙》：“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就是说，陶渊明如果达道且达生的旷达，何必介怀于子嗣的贤愚呢？清•张廷玉《澄怀园语》：“子美之贬渊明，盖正论也。”（子美，杜甫的字）
说到饮酒，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时多。两人都是极其痛苦者。陶潜不同于阮籍的是，以酒寄情入诗，诗中“篇篇有酒”（萧统语）。但是，陶渊明靠酒来遗忘世事：“日醉或能忘”；“酒能祛百虑”；“载醪祛所惑”；“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觞来为之尽，是谘无不塞”；“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等等。
最后说两点：1.陶渊明归隐前，仅是下级官职，归隐后名声越来越大。这说明他并没有隐出世俗，而是借归隐获取名声。2.萧统《陶渊明传》：“元嘉四年，将复征命，会卒，时年六十。”说明陶渊明最后还是要当官，因突然去世而未果。
有人这样总结陶渊明：现实生活中，他是一个失败者：事业失败，又不擅处世、不擅营生，不会耕种，不会治家，不擅教子；进退而皆忧，进不足以谋国，退不足以营生，其悲剧是入世不能而出世不甘。2018.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