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渠那得清如许——历2018年山东省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培训有感
历经短暂的三天，先后聆听了阮可（文化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部主任）、宋法刚（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苏华琦（厦门市文化馆副馆长）、迟朋亘（山东科普创作协会理事长）、孟祥也（中国文化馆协会秘书处）五位专家的精彩报告，不觉间，对公共文化服务及其数字化建设等诸方面有了更深层地认识。然而，无论是公共文化等相关理论性知识，还是数字化的实操性知识，这些都远非短短数日所能熟谙。不过，世间不曾有通用之绝对，但亦有稳定之相对，如果耐心品读不同职业、不同领域、乃至不同经历之后的个性化故事，人们似乎都能找到似曾相识的“归来燕”，正如省文化馆数字部主任王文戈强调，本次培训的目的不在于教授知识，而在于扩展视野、锻炼敏锐度。
在三天的培训中，五位专家分别从数字公共文化与总分馆建设、数字媒体推广、数字图书馆建设、数字资源建设、互联网+全面艺术普及等各方面进行深度解读，不禁令台下七十余人神之、往之、感悟之。对自己而言，那些聆听之后而蒸腾起的幻象，唤起了个人经历，让自己忍不住思考那些与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服务这一主题有关的零星……
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早已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写入官方的红头文件，这一点，几位专家在授课中屡屡强调。毫无疑问，正是因为官方的重视与支持，方才构成了基层社会的重要导向。官方所具有的权力之毛细管作用，其倡导力远非民间组织所能相比。但任何提议、政策的实施总会存在雪崩效应、滞后效应等多种负面阻隔，如若不存在社会基本层面的需求发酵，那最终亦无法逃脱纸上谈兵的命运。因此，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之所以成为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正途，其原因不仅仅在于政府的倡导，其中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即社会本身的需求。
对社会本身而言，数字化是当代社会的媒介，亦是苏华琦馆长所强调的“平台”，在与民众的文化互动、缩小区域之间的文化差距以及满足民众及地区之间的文化需求等方面具有其他媒介（平台）无法堪比的效果。
正如包括培训课上的宋法刚教授、“罗辑思维”创始人罗振宇在内的诸多人均强调过“媒介即生命的延伸”这一耳熟能详的定律，包括vr、o2o等在内的数字媒介同样是当代人类生命体的延伸。在以往的媒介中，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介只是单向地传递知识，而数字化却在人与物之间形成了双向的闭环系统，在物向人传递信息的同时，人对物的需求亦构成了重要的反馈线路，让人在机器的威胁下岌岌可危的主体性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而当数字化这一媒介应用在公共文化服务时，宁波“一人一艺”、马鞍山“一站式”线下体验馆、东营“数字文化广场”、上海“文化云”平台均成为文化艺术普及的标杆，让人们切身触摸到“文化无处不在、艺术无处不在”的真理。
另外，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是弥补东西部之间、区域之间文化鸿沟的有效方式，极大地缓解了不同社会阶层对文化的需求。前些年，纪录片《人生七年》唤出阶层固化这一主题词，无论是《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亦是《奋斗了18年不是为了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无不是从极度悲观或极度乐观的角度诠释世人心中的心声与怒火。以个人经历为例，作为从小县城迷糊地来到省会的异乡人，活动频繁的文化馆、浩如烟海的图书馆……这些无不创下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如若不来市文化馆，自己竟不知道包括书法、摄影等各种项目的培训班竟然可以是免费的；如果不来市图书馆，那座被定义为地方性大学的母校里的图书馆是自己见过图书最多的地方。在传统媒体时代，人们只有亲临现场，方可有切身体验；但在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下，“数字文化广场”让远在乡村的村民拥有同等艺术培训的机会，“数字化图书馆”让纠结于学校古籍有限的学子们有权利享受省图、国图的待遇。
毋庸置疑，在当代的公共文化服务中，数字化这一平台前途有光，但同时亦不可忽视其中的层叠困境。尚且不提技术、人员及资金等有形难题，仅仅以文化传承与创新之间的拿捏程度这种无形困境便早已令人绞尽脑汁。如果平台难建，那么内容便是难上加难。文化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它们面对的是文化，甚至是传统文化。在全新的平台上究竟是保持原汁原味的原生态性，还是义无反顾的勇于创新，抑或在保持原有中丧生了活态，又抑或在创新中丢失了本原，这些无不是陈列在公共文化服务面前的重要问题。或许，对于这一问题尚未出现准确的答案，但时间（实践）终究会给出最完美的答案。
